古代史书中的侠客形象探究研究性学习课题开题报告注：请下载并填写好请发送到教科处邮箱，优秀的将公布到学校网站。

研究性学习课题结题报告附|：论文《我眼中的“古代侠客”》我眼中的“古代侠客”撰写者：引言：谈论武侠小说，很难不从“侠”的观念入手。

说到底，武侠小说是一种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类型。

用梁羽生的话来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

“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

”这就难怪研究武侠小说的学者，都喜欢花费笔墨分辨“侠”的观念。

因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武侠小说，以及武侠小说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就只能是一笔煳涂帐。

只是专家们关于“侠”的基本特徵的概括实在过于纷纭复杂又都各有自己的说法。

仔细分辨，不难看出各家所赖以观察的角度不同，故其结论相去甚远。

因为，在我看来，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像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徵的融合。

关键在于考察这种“融合”的趋势及过程，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一、“侠”的由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徵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露端倪，这就难怪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以《韩非子》此说开篇。

只是此说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徵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

因此，后世谈“侠”者大多本此：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

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可与这段话相发明的是《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游侠列传》写作动机的说明：“游侠救人于阨，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传中所记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之所作所为，大致不出此一范围。

班固追随司马迁，为《汉书》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不过叙事观点已有所变化。

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

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客，不能再借助于“历史”的支持了。

也就是说，很难再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了。

好在历史学家已经断言，东汉以后游侠一蹶不振。

梁启超着书述中国之武士道，起于孔子而迄于郭解，理由是：孙铁刚也以汉景帝的漤刑漤杀为游侠根本无法生存的原因，并进而称：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

考据历史上游侠的升降沉浮，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这里只想证明一点：即使在记载（或不记载）游侠的史书中，也都融合了历史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视野。

而当表现侠客的任务由史家转移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肩上时，这种侠客形象的主观色彩更是大大强化。

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创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比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

只有到那时候，才能说“侠”与人的社会或家庭背景无关，不属于任何阶层，而只是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

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年）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到唐懿宗咸通年间（八六○─八七三）裴鉶作《传奇》、袁郊作《甘泽谣》，在这将近一千年的漫长历程中，作为历史人物的“游侠”，经过史家、诗人、小说家的不断加工，逐渐定型为后世武侠小说中叱咤风云的侠客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记载与文学想像不断融合，当诗人诉说“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钱起《逢侠者》）时，“剧孟”已不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诗人所想像的那种“侠客”的象徵──而李白心目中的侠客无疑跟司马迁、裴鉶心目中的侠客不尽相同。

每代作家都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侠”的观念，但又都喜欢在前人记录或创作的朱家、郭解等历史人物及黄衫客、古押衙等小说形象上，寄託自己关于“侠”的理想。

真的是如陶潜所歌咏的，“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像的相互撞击中，“侠客”形象不断演变发展。

小说中侠客的形象一旦真正建立，其发展演变就不再单纯依赖于现实生活的刺激，更有作为一种人物类型自身运转的内驱力。

因此历代作家只要写作武侠小说，就很难完全摆脱这一早已设定的“侠客”形象──向恺然根据现实中武林恩怨写作的《侠义英雄传》是如此，文公直参照历史上于谦事迹撰写的《碧血丹心大侠传》是如此，即使还珠楼主颇为荒诞怪异的《蜀山剑侠传》也不例外。

作家并非全无发挥独创性的余地，在不背离“侠客”基本倾向的前提下，尽可别出心裁争奇斗胜，实际上成功的武侠小说家大都能做到这一点。

这里要强调的是，侠客的基本面貌很大成分取决于文学传统的推移，而不是作家完全独立的创造，更不是社会生活的简单摩写。

那种以史书记载或现实存在的各类真假豪侠来直接比照小说中的侠客形象的做法，固然无助于理解武侠小说；把武侠小说中人物完全孤立起来，而不考虑其类型化倾向，也不将其放回到上千年发展中的侠客形象系列中考察，同样无助于理解武侠小说。

二、侠客形象成因及发展侠客形象之得以形成及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大有关系。

司马迁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

遇害而不能自救，当然只能寄希望于“赴士之阨困”的侠客了。

社会总有黑暗，人间总有不平，而正如明人张潮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幽梦影》）能自掌正义，平天下之不平，那当然最好；至于无此本领的凡人，焉能不怀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正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才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或社会型态的转变而失去魅力。

悉尼•胡克在论及公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理根源时，列举了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心理安全的需要”。

“时代不太混乱，特别是教育又有利于启发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们的注意力固定在无条件服从的幼稚反应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父亲替身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弱了。

”反之，公众将努力寻找、祈求精神上的“父母”，以获得安全感和情绪上的稳定。

二是“要求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的倾向”，也就是“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较幸运的人们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

三是“逃避责任”。

胡克的意思是公众意识到政治“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把戏”，而把政治斗争交给职业政客；我却理解为公众借建立英雄（侠客）形象来推卸每一个个体为命运抗争的责任，自觉将自己置于弱者、被奴役者与被拯救者的地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逃避责任”。

如此说来，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

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不是还有主持公道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吗？可法律也必须由人制订由人执行，远非真的如善良人所想像的那么铁面无私，谁也不敢保证青天之下没有冤狱或者不平。

《七剑十三侠》第一回称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等三种人为“王法治他不得”的“极恶之人”。

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

侠客是否真能惩恶扬善，容待下面再讨论；可在法律之外，祈求侠客更富有戏剧性的自掌正义匡正扶弱，却是武侠小说普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安得剑仙床下士，人间遍取不平人。

”（《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有这句话在，不难理解剑仙侠客何以千载之下雄风不已。

正因为“江湖侠骨恐无多”，才值得历代文人再三吟咏；倘若遍地是侠客，也就见多不怪，无论作家读者，都不会格外感兴趣的了。

因此，读武侠小说而认定中国人特讲义气，爱管闲事，多侠义心肠，即使不能说全错，起码也是很不准确。

可以说，武侠小说不以写实见长，而主要是一种写梦的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侠客形象，更是作家与读者“英雄梦”的投射。

三、历史上著名的侠客介绍1.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勇武过人，被信陵君聘为食客，以后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详细记载：公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大军围攻赵国，赵国危在旦夕，派信使来魏国求援，魏国便派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去增援。

秦王知道消息后，开始威胁魏王。

魏王害怕了，急命走到中途的晋鄙停止前进。

信陵君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几次促请魏王坚持出兵救赵，魏王就是按兵不动。

信陵君不愿坐以待毙，就自己筹集了车马，带着门客们前去援赵。

经过城门的时候，侯嬴把他止住，面授机宜：公子切勿鲁莽行事，我有妙计一策。

信陵君依计而行，从魏王的宠姬如姬那里窃来了虎符，把朱亥带着到晋鄙那里夺取兵权，朱亥当场把不听调遣的晋鄙一铁锤锤死。

于是信陵君顺利夺取了兵权，指挥大军前往救赵，终于击退了秦军，保全了赵国。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缜密有序，是一个绝佳的策划案。

这件事情成就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盖世英名，这是与他发现和任用朱亥分不开的。

后来，信陵君派遣朱亥出使秦国，秦王不让朱亥返回，要求他为秦国效力，高官厚碌，应有尽有。

朱亥不同意。

秦王就把朱亥关进一个装有老虎的大铁笼子里，考验朱亥，威胁朱亥。

老虎看见有人被投进笼子，就猛扑过来。

朱亥大叫一声“畜生，你敢！”那老虎吓得趴在朱亥的脚下，动也不敢动。

秦王无法，只好将朱亥囚禁起来。

朱亥见回去无望，就用头撞柱子，柱断而不死，于是用手扼喉，喉断而死。

2. 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汉善相人许负的外孙。

其父亲因为行侠，孝文帝时被诛。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性格沉静，勇悍，不喝酒。

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

他肯舍命助人报仇，还干些藏命作奸剽攻、铸钱掘冢的事情。

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

救人之命不恃其功。

因此，他在当地声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

郭解的姐姐陈尸街头，想借此羞辱郭解。

后来，凶手自归，将实情告诉了郭解。

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

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

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

门人看见了很生气，想杀了那个人。

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

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人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

践更是当时一种徭役，受钱代人服役者称践更。

每月一次。

践更数次，都没有人找他。

那人很觉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

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