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单元经世致用教学目标一、学习《〈日知录〉三则》，了解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著述贵独创、立身贵务实等思想，体会其“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学习《浙东学术》，了解章学诚反对“空言学问”、提倡“切于人事”的学术思想，体会浙东学术的务实精神。
三、让学生联系社会现实或自己的学习经验，吸收本单元课文阐述的治学方法和表现出的论辩艺术，作一些社会调查或问题探究，切实提高议论文的写作能力。
单元介绍经世致用思想源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
孔子曾深有感慨地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学以致用是最重要的。
如果诵读《诗经》，却不会处理政务，不会开展外交活动，那么，读得再多也是没用的。
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也就是把对伦理道德的实践看得比知识学习更为重要。
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实学思想，始于二程（程颢、程颐）。
他们发挥了孔子上面的论述，主张“穷经，将以致用也”（《二程遗书》卷四）。
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吕祖谦极力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理学的空谈之风。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更是猛烈抨击义理之学，提倡以适用为主的经世思想。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因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傅山、颜元等人的提倡，蔚为大观，形成了一股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社会思潮，发出了“高论百王，不如宪章当代”（徐孚远《明经世文编序》）的呼喊。
这些学者有感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深切意识到徒讲义理的书生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因而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钻研经书要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在阐释古典经义的同时，升华出自己的社会见解，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进而改造社会。
他们在政治上反思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反对土地兼并，在教育上抨击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在哲学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成为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
朱舜水（明末清初）把经世致用思想概括为“经邦弘化，康济艰难”八个字。
这种社会思潮，经魏源、龚自珍延及近代的张之洞、梁启超，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精神。
本单元选读两部清代重要学术著作，即顾炎武的《日知录》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两位作者虽然相距百有余年──一位是清代学术开山之祖，一位是浙东史学的殿军，但他们都有着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都本着孔子“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精神思考问题、著述文章，不为空言，务于有用，以形而下之器，致形而上之道。
《日知录》是一部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全书一千余条，文字最长的五千多字，最短的只有九个字，可见其不拘一格的写作风格。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分为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史法、天象、地理等15类，顾炎武自己则把这部书分为三类：“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
经术，是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诠释考订；治道，谈经世济民之术；博闻，广泛论列文史知识及社会风俗。
顾炎武自题《日知录》曰：“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复改定。
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所谓子夏之言，即《论语·子张》中子夏的一句话：“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日知录》以考证历史著称，大如四海九州之名，小到草木家畜之称，作者都能一一细辨，令人豁然。
然而，《日知录》的重头戏毫无疑问是“治道”的内容。
从古代黄金的流失，到铸钱之铜的匮乏，从郡县区划的缘起，到一亭一社的兴衰，乃至地亩大小、斗斛多少、丈尺短长，无不考察在案。
面对封建社会的衰败，他更提出了恢复井田、地方自治等复古色彩颇为浓厚的政治主张。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积一生学力著成的史学论著，凝聚了作者大半生的心血。
作者晚年目盲，笔耕不辍，其情可感。
章学诚身处乾嘉考据之风盛行的时代，却能独树一帜，力倡史学，重申“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学要经世致用，补弊救偏，认为文人不能修史，主张正史于“儒林”“文苑”之外，应别为史家立“史官传”。
他认为，历史著作有史事、史文、史义之分。
史事，就是事实；史文，就是文笔；史义，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
他认为这三者之中，“史义”是最重要的，是史书的灵魂。
学习本单元，要引导学生熟读课文，悉心体会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教师要适当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把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向“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历史氛围中，并鼓励学生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思考问题，做到古为今用。
课文研读经典原文《日知录》三则文化背景梁启超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清代学术思潮时，将其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认为清代学术思潮的兴起，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并说“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
虽立论激越卓绝，也不无根据。
北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全盛时期。
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使得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魏晋以来玄学的兴起，佛学的繁盛，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冲击很大，迫使一些学者研究佛、道思想，引申、发展儒学观念，由此形成理学思潮。
理学家批判地吸收了某些禅道思想，普遍关心天道、心性等问题，或者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奉为天理（程朱理学），或者认为人心即理，良知即理（陆王学派），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哲学。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题目出自儒家经典，也沾染上了理学的味道。
顾炎武生于明末，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痛楚，坚决反对满清入主中原，积极参加反清复明活动。
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他“无仕异代”，他终生遵之。
当大势已去，恢复无望之时，他则洁身自保，多次拒绝清廷的诏举，以死为誓，不复出仕。
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他认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的责任，可以推到国君大臣等“肉食者”身上，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渊源。
以天下为己任，是顾炎武治学的出发点。
他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崇尚空谈的危害，提出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经学即理学也”（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的思想，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反对理学的离经叛道。
他认为，舍弃经学而谈论理学，邪说遂起，流为禅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与施愚山书》）他在《日知录》中专门著文，揭露理学的弊端。
如他赞同宋朝哲学家黄震对心学的斥责：“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
”在《朱子晚年定论》中，他还引用当时大学者王世贞的话，道出了理学末流的丑态：“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
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一味推崇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他以孔子学琴的故事为例，说明“非器则道无所寓”，就是说，“道”要借助“实体”来表现。
所以，他治学弃华就实，不为空言。
举凡典章制度、郡邑沿革、天文仪象、河漕兵农、赋役屯田、军事边防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是他关心的焦点。
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两部巨著之中，而后者为作者积三十多年精力著成，尤为精湛。
顾炎武治学，并非纸上谈兵，亦且身体力行，注重实际调查。
他晚年流寓秦晋之间，每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他怀抱经世之才，不愿为统治者所用，常常自己“小试”一番。
他曾垦田于山东，畜牧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
曾慨然叹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他漂泊北地25年，最终客死异乡。
然其生活所资皆赖自我操持经营，财力有余，无需乞求，可见其非凡的经济才能。
内容理解课文节选的《日知录》三则，并见于该书卷十九，集中体现了他关于作文、著述及立身处世的观点。
文须有益于天下《文须有益于天下》为《日知录》卷十九的开卷之作，具有开宗明义的意味。
作者先从正面立论，一口气说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的四个理由，即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
这四个方面，可谓层次分明：“明治乱”是阐明为政理论，“纪政事”是记录为政事迹，“察民隐”是体察民心，“乐道人善”是体悟人情。
执笔为文，若能有以上功用，才称得上“有益于天下”，这样的文章，才可以多多益善。
这种观点，是作者一贯坚持的。
他在《日知录》卷六《致知》一条中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他的格物致知思想，认为格物致知的要义是“当务之为急”。
又在《与人书》（三）中，倡言“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明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者在下文中所作的反面陈述。
如果写文章涉及“怪力乱神”的内容，或者是荒唐无稽之论，或抄袭剽窃，或阿谀奉迎，于人于己都是有害的，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矣”。
对于无益之文，作者也从四个方面列举其弊端。
“怪力乱神”，是孔子讳言之事。
《论语·述而》中有一句孤零零的话，为“子不语怪、力、乱、神”。
怪，指怪异之事；力，指勇力之事，如乌获力举千钧之类；乱，指悖乱之事，如臣弑君、子弑父之类；神，指鬼神之事。
《论语·先进》中，南宫适问及古代神话传说中“羿善射，奡（古代的大力士，传说可以陆地行舟）荡舟，俱不得其死”的事，孔子“不答”；《论语·先进》中，子路问事鬼神，孔子断然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子路又问“死”，孔子又斩钉截铁地说：“未知生，焉知死。
”顾炎武首先把写“怪、力、乱、神”之事的文章斥为“无益”，表明了他正统的儒家思想。
“无稽之言”，指清谈之类，尤其指当时清谈的新潮流──心性之学。
作者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条中，举西晋王衍清谈误国的例子，来警示“今之君子”。
王衍，字夷甫，西晋大臣。
他身居宰辅之位，“不以经国为念”，“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之事”（《晋书·王衍传》），所言义理，随时更改，时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是清谈误国的典型。
作者在这一条中还写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并批判清谈之人不学无术，即“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
在《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中，作者直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心性之学，说古有“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