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张秀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于20XX-9-21 12:55:03发布）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对浙北农村一周姓家庭的个案访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指导老师：陈涛99级（2）班张秀青内容提要：家庭是社会的单元要素，一个家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及其荣辱兴衰都烙着社会历史的印痕，但又有其独特之处。

作者试图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描述一个家庭的起落历程，试图在展现这个家庭个别魅力的同时反映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的发展趋势，也许这个个案只能描绘一些当代中国家庭的残影片状，但作为一种努力，值得尝试。

关键词：家庭，历史变迁，趋势一、研究综述1、有关概念家庭：由具有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的人们组成长期共同生活的群体。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群体形式。

本文作者着重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三个基本方面来探索家庭的发展变化。

家庭结构：指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

它是家庭中的代际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统一组合形式。

家庭结构主要从家庭规模、家庭类型这两个方面来体现。

家庭功能：指家庭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生产功能来阐述。

家庭关系：是指生活在一个家庭内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2、研究目的和意义作者认为，尝试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来生动的了解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家庭百年来在历史洪流中的兴衰，以其作为一个典型部分真实的反映20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家庭的产生、发展，并洞察当时的社会历史，然后从家庭的建立、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方面来探讨当代中国家庭的发展趋势，是一项相当有意义和内涵的工作，同时对于作者来说，还能够了解自己的家乡和家庭的历史，实则一件幸事。

二、方法论说明作者尝试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来试图描绘和反映当代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家庭发展。

个案访谈是一种重要的质的调查研究方法，着眼于打破拥有文字权的主流意识，具有颠覆性的意义，适用于弱势群体。

它可以随时调整访谈大纲，补充文字历史的不足。

作者认为，它是一种比较注重人性、注重事物的生命历程、注重普通或特殊群体声音的调查方法，这与社工的理念不谋而合。

虽说个案访谈受种种干扰因素（如当事人的主观意识、访谈员的素质等）的影响，但它不要求冷漠的量化和统计，体现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保存了最真的声音，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感性的调查方法。

这次访谈似乎更能让我们积极的用心地去做，访谈员与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经历也让彼此收获颇多，访谈的资料也成有生命的……三、访谈资料因论文需要，列出周家的家庭人物表，本表对女性成员不作说明，家庭人物表（女儿简称女）周文轩（1880--1925）|么——————————————————————————————————————长| | |周子根（1907--1944）周子文（1902--19）周子庚（1898--1942）| | |么—————————长么———————长么————————————长| | | | | | | | | | | | | |女易章易先易红女易明易竹易荣易定女易庚易文女易贵63岁 75岁健在早夭 57岁健在 60岁精神病 61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金星女女女女小鸣女小林女女女女月星女女女建山女根扬根秋国荣女国富国昌| | | | | | | 40岁 35岁 |女女杭棋思杰————堂荣—————| | | | | |女女堂清堂飞燕刚女浙江省萧山县（后撤县设市，今为杭州市萧山区）戴村乡丁村是浙北丘陵地带的一个村庄，那里一半是竹山，三分是水，两分是田，田以种植水稻、茶树和棉花为主。

19世纪末周文轩凭其勤劳和生财有道盖了周家大院，并买下三百亩良田、一座竹山和两个竹园，在当地显赫一时。

大院正堂（家庭议事、祭祀和办红白喜事的地方）、东西厢房和偏屋构成。

大院对面还有7间厢房。

按当地的风俗，婚姻由媒人说媒，男女双方不得见面，仅将双方生辰八字放于灶头，若半月内家中平安无事，再由父母做主成婚。

在家中么子结婚满月后就要分户，年老的父母和长子一起住，由其子共同赡养。

东厢房本为正房，可风水先生测定西为上，周文轩及长子子庚就住西厢房，把东厢房给了么子子根，次子子文则要得大院对面的7间厢房。

若有大事就在正堂议事，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都有全院人一起操办。

周文轩死后，家业（一山二园、百亩良田及西厢房）由长子继承，可子庚没几年便赌光了大部分家产，只剩下竹园和房子。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包括浙北）施毒气，加上医学不发达，子庚三兄弟皆因染上毒气而亡，次子子文的两个儿子也早夭了。

长房长子易贵因与父不和被贬出院外，自在半里路外立户。

易定因负责照顾得精神病的易文而得西厢房，易庚则得西厢偏房。

么房长子易红16岁时经人介绍去杭州天窗帽店做学徒，就再也没有回过大院，因此东厢房给了次子易先，么子易章得东厢偏房。

在这战乱时期，易贵参军干革命，易先做了一段时期的保长，而其余的易字辈皆靠挑私盐、卖竹和茶叶或帮人务农所得来换米维持家里的生计，女人们都不识字，在家做家务、带小孩、绣花养蚕。

大事由院中最年长的男性做主、全院承担，各户细事由各户家长做主。

解放后，1950年至1955年，周家20几口只拥有竹园和周家大院，所以土改时成分定为贫下中农，每人分得四分田（十分为一亩，包括山田），易字辈的人大都在家务农，而建山、根扬这一辈的人都上了学，包括女孩（以前女孩是不能上学的）。

各户平时相互帮忙，比如农忙时帮忙收割和播种，分担家务，有事则一起商量一起承担。

1956年后，当时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公社，后来又成立了高级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及大农具都入了社，农民变成了社员，靠工分吃饭，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农村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由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各级干部负责管理，每户只留少量自留地和副业。

在丁村由20-30户成立为一个生产队，家中有劳动力的成年男女都要去劳动挣工分，周家大院内的各户基本上在一个生产队上工，各户平时相互帮忙，比如照看孩子、分担家务或者互相接济，有事则一起商量决定分担。

易贵当上了戴村乡的乡长,但于60年代初就病死了。

由于易字辈的都读过两三年私塾，因此，易先做了生产队的会计，易庚做了小学教师，在后来的“划右派”政治运动中，易庚因写104张大字报而坐牢长达五六年。

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让丁村一带好多人死于饥饿和肺结核，易先和易庚的妻子抛下年幼的孩子病死了。

易庚的两个儿子根扬和跟秋因父坐牢、母病死，大院各户又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两兄弟最后由其外婆接去抚养长大，根秋成年后没再回过大院。

1966年，文化大革命。

1968年，丁村学校停课，两年后恢复正常，因为易先在解放前作过保长，他的两个女儿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再升学。

在运动中，大院正堂门梁上的那块象征大方之家的匾额被毁，国富为抢救那块匾额而在运动中出了意外，变得疯疯癫癫，由其兄国昌照顾，大院各户也不时接济和帮忙照料。

74年丁村各生产队归并到戴村大队，生产由大队统一安排。

根扬成年后回到大院住在西厢偏房，在队里务农，时值知识青年下乡，根扬与一女知青恋爱成婚。

70年代根扬他们那一辈的婚姻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而是自由恋爱或先由媒人介绍认识，然后自主婚姻，择偶的范围也广了，不再局限于二三十里之内，但仍在方圆百里之内。

金星那一辈除易先的两个女儿外都读到初中。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东南沿海首先富起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迅速，金星搞个体、跑运输，大江南北的走，后来搬出了东厢偏房，自己造了三层小洋楼，成了万元户，妻子高中毕业出去打工，后来在当地的乡镇上班，有一个女儿。

月星在当地的私营矿厂里开采石矿，也另起小楼，有一个儿子在上高中。

根扬农转非，在镇上的航管所（属于国营单位）工作，举家迁至镇上，有一个儿子，在杭州市里工作。

85年，国荣因与其妻关系紧张，在一次大吵大闹之后喝农药自杀，其妻带女再嫁。

国昌一直在家务农，其妻在村里的乡镇当临时工，其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女儿后来嫁到了外省。

各户的关系也慢慢疏远了，周家正堂也成了一个摆设，周家大院在人去楼空之后像一块石碑一面印证这这个家庭的兴衰历程，一面又默默注视着未来。

四、家庭历史变迁分析1、家庭功能的变迁虽然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家庭总体来说，从事的是自给自足单一的农业生产，既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又是生活的基本单位，但对于东南沿海属丘陵地区的农民家庭来说却不是如此，由于山丘多地少、经济作物（如毛竹、茶树、棉花、桑树）与水稻的种植并重，去城里跑船、作学徒和挑私盐是当时那一带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的三大谋生之路。

周家由于人多地少（田地早给周子庚输光了，只留了一点），易红去城里做学徒，易先、易庚去帮工或挑私盐，易荣、易定则在家务农，女人们在家做家务、带孩子、侍奉老人、绣花。

（这些分工全由当时的大家长周子庚做决定），所以当时的浙北农村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反而有着相当繁荣的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这可能就是改革开放后，沿海一带的农民可以较快的转变观念，摆脱土地的束缚，率先富起来的内部原因之一。

中国农民家庭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血缘关系、感情交流、抚养赡养的统一体，其中经济利益是决定因素，中国农民家庭的本质是一个经济单位。

费孝通认为，组织家庭的目的是为了从事生产、维持生存。

解放前，周家各户男女各司其事，各有分工，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合作，经济收入支出统一分配，各户有着密切不可分的经济和利益。

1950年——1955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到户，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被取消了，男人们不能再挑私盐，女人们也不能拿蚕茧和茶叶去卖了。

周家每人分到四分田（十分为一亩），易红也在杭州从学徒成了工人，这时周家各户成了基本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再是共同生产，以周家为经济单位，因而各户的经济和利益开始弱化，但周家大院内的各事仍一起商量一起承担，各户经常相互帮忙务农或相互接济，在感情上仍密切往来。

1956年后，周家各户都入了公社，周家成年男女都成为公社成员，这时周家各户的经济更加削弱，各户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是与村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丁村公社这个经济单位，各户上工拿到工分以维持一户生活，只有在困难的时候各户才相互帮忙，比如照看孩子。

因为各户成员都是属于一个生产队的，各户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厉害关系，所以各户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先是因为易贵是乡长，是共产党员，而易先在解放前做过保长，因而两家逐渐疏离；后来易庚被划为右派，各户为自保“清白”，相互推让，让本应由周家各户分担抚养的易庚的两个儿子无所归依，成为各户利益的牺牲品，在这次矛盾冲突中，周家各户的感情几乎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