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影响犯罪心理的主体因素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因可寻的。

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哪些因素有关？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学者潜心研究的重要课题。

正确的结论是：犯罪心理的形成以及犯罪行为的发生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这两方面的因素中，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只是促使内因变化的条件。

本章将对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主体因素即主观因素进行专门的讨论，这方面因素主要包括犯罪主体自身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行为因素。

这三大方面因素是产生犯罪心理的前提因素，或者说是内在的，关键性的因素第一节犯罪主体的生理因素生理因素决定了人的物质存在状况，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犯罪者也是具有一般属性的个体，其生理状况对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有着重大影响。

一、年龄因素不同年龄发展阶段的个体会有不同的身心发展水平，并具有不同的社会经历，因而年龄因素会对犯罪率的高低，犯罪种类和犯罪手段的选择产生影响。

14岁之后开始上升，20—24岁达到顶峰，25岁开始下降。

年龄层中犯罪发生率的变化，表明了个体人格未完全形成而产生的在社会中的适应性障碍。

法国·杜布里洛博士儿童期 1～12岁少年期 12～18岁青年成人期 18～25岁成年成人期 25～35岁公认成年期 35～50岁危机期 50～60岁衰老期 60岁以上1．儿童期：几乎没有犯罪、生理和心理末充分发育，人身处于父母的严格保护之下，并且对犯罪认知还十分模糊，因而不易诱发犯罪心理的形成。

2．少年期：充满矛盾时期。

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形成与认知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认识、情感、行为之间的矛盾，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都表现较为突出。

渴望独立，但又缺乏相应的认知能力，因而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刺激，从而形成犯罪心理。

犯罪类型与年龄较为一致，多表现为盗窃、抢劫、放火、性犯罪等爆发性强的非智能犯罪。

3．成人期：犯罪率下降。

这是由于此时人的身体与心理都逐渐发育成熟，认识能力与自知能力、自控能力都大为提高，心理结构渐趋稳定，因而主体内外之间的矛盾下降。

所以犯罪率下降。

犯罪类型与年龄相一致，多发生所谓白领犯罪、经济犯罪、高智能犯罪、黑社会犯罪等需要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智慧乃至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犯罪，不容易冲动更善于伪装自己，掩饰情绪，犯罪心理结构趋向稳定化。

4．危机期：犯罪率进一步下降5．衰老期：犯罪率降至最低点。

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衰退，相对于青少年而言，已不再冲动，发生纠纷可能性小，更趋于稳定的生活方式。

二、性别因素男女之间的差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理、心理的不同，对犯罪也有着重要影响。

（一）从犯罪率来看，一般而言，女性犯罪数量要比男性低得多。

两性差别是其重要原因。

1．生物基因决定了她们在体能上天生地弱于男性，心理能量亦弱于男性，表现为胆量相对于男性较小，性格温和柔顺等，女性在整体上攻击性弱于男性。

2．女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富于忍耐、牺牲、抑制等品质，相对男性较少冲动。

3．女性负有生育子女的生活使命，社会活动范围相对较小从而发生社会冲突可能性小些。

（二）从犯罪类型来看，女性多为诈骗、盗窃、纵火、投毒等，而男性多为杀人、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和有组织犯罪。

女性由于其心理较男性更趋于稳定，并且性格耐心、细致，因而诸如交通肇事罪这类过失犯罪的发生率要比男性低得多。

（三）从犯罪手段，由于女性具有体能偏弱和心思缜密、度量狭小，嫉妒心强等负面性格特征，其作案手段往往具有间接、迂回、隐蔽、卑鄙、残忍的特性。

相对而言，男性体能偏强、粗糙直率的性格特点使其多采取直接、直达、公开、暴力的手段。

有些人认为女性犯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性犯罪，女性实施卖淫行为，是以大量的男子有嫖娼需要为前提的，否则色情行业不能称为“行业”了。

三、反社会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人类具有生物性更具有社会性，但历史上一些犯罪学家坚持认为犯罪仅仅与生物禀赋有关，从而提出了“反社会行为中的生物因素”这一概念。

这种观点由于包含了极端的犯罪控制方法，如遗传工程、精神外科手术等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生物学因素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间接和有限的，并且对各种社会越轨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现有的证据足以显示，犯罪学不能忽视生物学分析的价值。

（一）遗传因素通常认为，基因确立行为的范围，而环境决定在这个范围内的发展。

行为遗传学家通过“遗传力”估计确定遗传作用大小的工作，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不过，这种观点承认独立的原因，并且有理由怀疑基因与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依存的互动，是否允许这样一种分类。

）研究假设：不存在特殊的犯罪基因，复杂的人类行为也不是预先安排的。

基因影响犯罪行为的动机。

基因对表现型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产生的，可以通过基因与父母提供的环境的结合，也可以通过对其他人和生物上的有差别的个人的不同反应，还可以通过那些个人对环境的不同选择产生影响。

1．家庭研究家庭研究或者家系研究（pedigree·Study）比较反社会行为在犯罪人和守法者的血缘亲属中的分布，犯罪父母很可能有犯罪子女。

例如：剑桥一项研究 2倍。

有犯罪父亲的少年是没有犯罪父亲的少年2倍，对于犯罪少女的家庭研究也发现，越轨亲属要多于其他少女。

但是，家庭因素在犯罪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男女是同样重要的，不过，家庭研究不可能清楚区分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的。

2．孪生子研究同卵孪生子（MZ）识别主要指标：性别相同、血型相同、触珠蛋白（血清量）相同。

如果三项指标中有一项不同，则不是一般遗传素质相同或者有为其接近。

异卵孪生子（DZ）异卵孪生子之间遗传素质和身体外形，只有普通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

逻辑基础：在养育条件类似的情况，同性别的同卵孪生子和异卵孪生子之间的表现型差异。

反映了遗传的影响。

Lange, 1931选取13对同卵双生子，犯罪一致率为77%选取17队异卵双生子，犯罪一致率为12%似乎说明了同卵双生子的犯罪一致率高，但本实验由于被试数量过少而得不到支持。

双方都进行同样行为的孪生子在孪生子数目中的比率，称“孪生子一致率”同卵孪生子的犯罪历史一致率平均60%，异卵---30%可以得到的孪生子数据肯定遗传对犯罪有一些影响，但是在缺乏分开养育的孪生子数据的情况下，这个观点是无说服力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智力，人格、兴趣和社会态度等许多量度上，分开养育的孪生子和一起养育的孪生子同样相似。

3．养子女研究假设：出生后不久被领养的儿童与生父母的相似性超过养父母的相似性，这是支持遗传影响的一种强有力的假定证据。

第一种设计：发现放弃自己子女而让别人收养的犯罪父母，将他们的子女与守法养父母所收养的子女相比较（1） Crowe（1972）：52名监禁的女犯的寄养子女中，有8名有被捕记录52名正常的被领养子女中，有2名有被捕记录（2） Hutchings与Mednick（1975）生父与养父都是犯罪人的男孩，36.2%犯罪生父是犯罪人养父不是的男孩，21.4%犯罪生父不是犯罪人养父是的男孩，11.2%犯罪生父养父都不是犯罪人的男孩，10.0%犯罪由此可见：生父不犯罪的情况下，养父是否犯罪对男孩的影响不大卡多锐特（Cadoret,1978）在生父母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者的18名养子女中，4人成年后也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者，而对照组的25名养子女中，没有一人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

第二种研究与交叉寄养相似，将犯罪养子女与守法养子女与生父母和养父母的犯罪性相比较。

例：在丹麦对143名犯罪养子女和守法养子女进行研究（1975）哈钦斯Hutchings,梅德尼克Mednick,当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犯罪人时，36.2%儿子变成了犯罪人当生父为犯罪人时 21.4%当只有养父为犯罪人 11.5%当都不是 10.5%这些数据与遗传对犯罪有影响观点相一致，也与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观点相一致。

梅德尼克等人进行了一项更加深入的养子女研究（1984），调查了14427名丹麦的养子女，其中981名男性、212女性，这些人都有过一次或者一次以上的定罪记录。

当生父母、养父母都是犯罪人 24.5%养子女变成犯罪人当生父母 20.0%当养父母 14.7%当生父母和养父母都不是犯罪人 13.5%这表明,生父母的影响效果比养父母影响效果要大。

尽管在生父母的累犯行为与其子女之间存在正相关，但这种相关只存在于财产犯罪中，而在暴力犯罪中不存在这种正相关，生父母实施的犯罪数量的影响效果要大于犯罪的类型、这表明一般性素质具有遗传性、而特别素质没有遗传性。

4．染色体异常23对染色体的正常补体的变异，通常是从细胞分裂误差中产生的，这种变化代表了先天就有遗传因素。

男性44+XY，女性44+XX，大多数研究都集中表现47，XYY补体的男性，XXY形状的男性，人们认为XYY型在智力落后中比较常见，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也显示：监狱犯人和精神障碍犯罪人中XYY男性比率较高。

研究表明，犯罪中的性别差异反映了由Y染色体决定的男性特质，具有多余的Y染色体增强了男性特质，密切了男性特质与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

然而，具有额外的X染色体也与犯罪有关。

威特金Witkin 1944～1947出生在哥本哈根 4591名男性90%的人进行染色体核型分类（1976）结果发现，这些人身高超过184㎝，从中发现12XYY男性/16名XXY男性（41.7%/18.8%有犯罪记录）其余的人中，9.3%的人有犯罪记录。

这说明，这些数据记实多余的Y与犯罪有关。

（二）体质研究越轨心理特征与外部生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因为与颅相学和观相术有联系而受到人们的嘲笑，颅相学和观相术对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类学产生过影响。

龙勃罗梭在早期认为，犯罪人代表了一种遗传学上的原始的，低劣人种，他们有很多的生理异常。

例如：颅骨异常，耳朵异常，脸部异常。

这些异常龙氏通过尸检和人类学测量发现的。

因为统计学方法不完善而受到批评，但，后来研究证实，身体外貌和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

例如：柯格纽，Agnew，1984 外貌缺乏吸引力的学龄儿童中，自我报告的少年犯罪更多布尔Bull，1982 警察和一般人具有一些关于犯罪人“类型”的刻板观念，从被逮捕的犯罪的外貌来判断，这些刻板观念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对体型的研究遵循了一种试图将体格与气质和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欧洲传统。

例如：（谢尔登 shedon,1949）用胚胎学的3个概念评价体型：1～7等级从照片上评定了3种体型，他发现，对200名大学生进行评定的平均数3.2,3.8,3.4。

每种体型标准差为1.2，相匹配的200名男性少年犯罪人的体型是3.5,4.6,2.7，从中可以看出，在少年犯罪的体型中，中胚层体型多而外胚层体型少。

谢尔登的研究受到了萨瑟兰、科蒂斯、加蒂的批评“少年犯罪人”选择性体型分类程序缺乏可靠性少年犯罪人类型具有任意性实际上，谢尔登的“犯罪人”是根据其他形式的“失望”的缺乏，而不是仅仅根据少年犯罪历史区分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