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林语堂先生（1895-1976）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

林语堂，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南部平和县坂仔乡人。

林氏自幼便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主流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伴随他的一生，其原因主要有二：家庭和教育。

其父林至诚是当地的基督教牧师，是个极具幽默感的乐天派。

林语堂家10个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全体家庭成员晚上都会轮番诵读《圣经》，然后一同祈祷。

因此，基督教对年幼的林语堂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13岁时，林语堂进入厦门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

中学毕业后，林语堂进入同是教会学校的圣约翰大学。

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样，这里同样是西方文化的世界。

牧师家庭的熏陶和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一个熏染在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基督教徒。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对林语堂有着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影响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生活环境及其对本国文化的热爱。

林语堂称自己有“高地的人生观”，林语堂曾说对他童年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家乡的山景。

从本质上说，家乡的山景，即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积淀，是本土的儒道文化。

虽然从中学开始就在教会办的学校就读，但与身俱来的对本国文化的狂热却无法因此被阻挡。

在寻源中学读书时，林语堂私底下偷偷读《史记》，读苏轼的诗词。

即便后来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北京的清华学校任英语教员，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

用林语堂的话说：“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

广大的异教智慧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

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幽默是林语堂的魅力。

现在我们看见或听到的“幽默”二字，如果不是林语堂的话，可能便不叫幽默，而是叫“诙谐”、“揶揄”等。

林语堂是把英文humor 译作“幽默”的第一人。

林语堂《假定我是一个土匪》一文就是林氏幽默文章的代表作，其对当时官僚政治的揶揄可谓酣畅淋漓。

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林氏作为“幽默大师”的魅力。

二、译学基础王秉钦(2005)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

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翻译的发展历程中，林语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国内，他是最早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人，也是最早把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纳入翻译研究视角的人。

1919年，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在哈佛，林语堂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习，并接触了皮尔斯·皮瑞、尔文·白碧德等知名教授。

后从德国耶拿大学申请转入以语言学研究闻名的莱比锡大学。

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比较语法学的发源地，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林语堂研究语言学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学成归国的林语堂踏入了北大校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大学教授。

作为一名英文学系的老师，他努力将所学用于学术研究。

在这个时期，他研究了语言学、音韵学、方言学，并发表了多篇有建树性的文章，如《科学与经书》、《古有复辅音说》等等。

三、翻译观林语堂先生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浅谈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实践何苏明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6期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162010摘要:林语堂提出了对翻译者的三条要求和翻译的三条标准等翻译观，这些翻译观即便在现在也值得借鉴。

在翻译实践层面，他很少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观；翻译实践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99（2010）16-0103-02作者简介：何苏明（1985-），女，四川南充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0-04-26—103—的序论为吴曙天大加赞赏，他说：“林先生为当代言语学专家，他的《论翻译》一文实是精心杰作，值得学者细心研究。

”吴曙天的这番评论是中肯的。

序论的第一句阐述了林氏对翻译性质的观点：“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门艺术。

”他认为，这门艺术对译者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林语堂还提到，“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林语堂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三条翻译标准。

他提出，“忠实”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四等：直译、死译、意译、胡译。

关于翻译的“忠实标准”，林氏认为译者所忠实的是乃零字所组者的话意，并表明译者所能达到的忠实是比较的忠实，而不是绝对的忠实。

林氏说，“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但译者决不可能同时将这些美翻译出来。

关于翻译的“通顺标准”，林氏认为译者以句为单位，详细体会其意义，再将其翻译成有意义的中国话。

关于“美的标准”，林氏说道：“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必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

”林语堂承认他的这三条标准继承前人的理论，和严复的“信、达、雅”是大体相符的。

但是，他对三条标准的阐释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林氏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新角度来探讨翻译理论。

此外，在谈到传神的问题时，林氏根据语言学、心理学理论作出了如下的科学阐释：“字神”是什么?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即一字之暗示力。

凡字必有神采(即“传神达意”)，“神”字之义，即西文所谓Gefuhlston，(依Sapir在英文作“feeling-Tone”)。

语言之用处实不只所以表示意象，亦所以互通情感；不但只求一意之明达，亦必求使读者有动于中。

四、翻译实践林语堂不仅仅关注翻译理论的探讨研究，而且积极地投入翻译实践。

林氏很少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可中译英的数量却可观。

他编译过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作品，如《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等，这正应了早年他为自己拟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在近代中国，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当推林语堂。

他的《吾国与吾民》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成为当年美国的畅销书。

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的反响也颇为热烈。

虽然《生活的艺术》的主要内容是林氏的人生哲学，但林氏也在书里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哲学。

他翻译过谢冰莹的《女子从军日记》，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二集》，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我们还可以在《林语堂中英对照丛书》中欣赏到林语堂先生英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如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林语堂先生译为：In my younger days,I had tasted only gladness, But loved to mount the top floor,But loved to mount the top floor,To write a song pretending sadness.And now I’ve tasted Sorrow’s flavors,bitter and sour,And can’t find a word,And can’t find a word,But merely say,“What a golden autumn hour!”五、结语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杰出的学者，林语堂都是当之无愧的。

他虽然很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却把翻译难度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了英文。

为促进中外文艺交流、向国外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及哲学，林语堂作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翻译理论方面，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他凭借其深厚的语言学造诣，总结前人经验，从新角度研究翻译。

其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对“字译”与“句译”、通顺问题和美的问题的探讨和论述，有效地促进了我国译学的发展。

林氏的翻译理论即便在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1]程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林语堂.论翻译[M]//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林语堂.林语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6]林语堂.东坡诗文选（中英对照）[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7]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8]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1983-1992)[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