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翻译作者：英语经贸系杨刚加入时间：2007-3-17 9:16:57摘要：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但其翻译家的声名却并不彰显，而后人对其译论的梳理仍欠全面深刻。

本文通过对其名著《翻译论》以及《浮生六记》译文的仔细解读，在分析林语堂的翻译原则同时强调在中国传统译论的背景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性格气质在翻译选择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论》，《浮生六记》，翻译原则On Lin Yu-tang’s TranslationAbstract: Lin Yu-tang is a famous writer, however, his identity as a great translator is not so noticeable. A profound study of hi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his paper, through a careful reading of Lin Yu-tang’s On Translation and Six Cha 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tended to analyse his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and, under the traditional background of translation study, emphasize the role that translator’s character plays in translation selection.Key words: Lin Yu-tang On Translatio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随着社会进入E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随性自然率真幽默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竞争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安静的诗意栖居。

不过在这些人大谈特谈“性灵”、“幽默”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少会想起是谁在当年扯起大旗为之振臂高呼的。

后人在享用前人余荫的时候是不会问是谁栽的树。

可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我们会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绕不开一个名字——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

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

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

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1966年定居台湾。

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1976年在香港逝世。

或许这一段话还无法让我们对林语堂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么1940年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校长给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赞他为“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by the magic of your pen, you have portrayed the soul of your great people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a way no person has ever done before. In doing so, you have spoken to the peopl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n their own language with an artistry that is at once their envy, admiration and despair.”这一段话可能会比较有代表性。

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内文章”的“幽默大师”留给后人的其实远不仅仅是“幽默”，尽管这两个字是他翻译成中文的。

林语堂是文章大家，这点无人否认，可其作为翻译大家的身份却少人识得。

林氏一生著述甚多，除去部分散文小品集和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外，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发表，文名最胜的几部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1e，The Importance of Living，Moment in Peking等都是30年代在纽约出版。

众所周知，林氏作品中中国文化情结之浓在其同代人中当属罕见，而用外语介绍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翻译——从汉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

此外，在其大量作品里，还有部分是翻译作品，如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女兵自传》，谢冰莹原著，小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记》，清•沈复原著，小说），1941年上海西风社初版；Miss Tu（《杜十娘》，据明•冯梦龙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译，小说），1950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卖花女》（英•萧伯纳原著，剧本），1928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新俄学生日记》（俄•窝格耶夫原著，小说，与张友松合译），1929年6月上海春潮书局初版；《新的文评》（美•史宾岗原著，论著），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成功之路》（美•马尔腾原著，论著），1939年10月上海中国杂志公司增订再版；《怎样训练你自己》（美•罗德原著，论著），1940年4月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出版；《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丹麦•勃朗特司原著，传记），1940年8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彷徨飘泊者》（英•台维斯原著，小说），1941年3月上海朔风书店初版。

由上观之，在林语堂的漫长人生中翻译实是他壮岁时分的主要工作。

对这样的翻译名家和大家，坊间现有的论著还显得太少太鄙。

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于解读那篇著名的《论翻译》。

这篇论文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所作的序论，时间大概是在1932年，距今也已七十余年，可是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

首先，从对翻译的认识来看。

林语堂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的：“翻译是一种的艺术。

翻译的艺术所依赖的：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以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林以亮据此评论道：“这个说法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却是‘深中要害’，而且非常实际，远较那些讨论‘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的空洞理论来得有用而具体。

莎弗莱在他的《翻译与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曾提到一个良好的翻译工作者应具有的条件有三：（一）对原文的理解力（linguistic knowledge）；（二）对本国文字的操纵力（literary capacity）；（三）同情心（sympathy），直觉（intuition），勤勉（diligence）和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

在大体上，他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与林语堂的要求不谋而合。

……”（罗新璋，1984：756）林语堂当年留学德国，受的是系统正规的语言学教育，他如果要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应该是比同代甚至后代很多人都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

但他却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就不得不让人有所思索了。

不过，林语堂的语言学背景还是在他的译论中得到了体现。

他说“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夫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这两样关系。

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

”仅此一句话，就足可奠立林语堂在中国译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

这三条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符的。

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当然不是‘雅’字所能包括。

”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这三条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

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举他翻译的《浮生六记》为例。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所写的自传性质的小说，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

小说原有六卷，现只存四卷，所以浮生六记实为四记。

该小说写作颇有“性灵”之风。

俞平伯叹道：“即如此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构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心做着，一半心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点斧凿痕。

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

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他功。

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致，不见制作精致的痕迹。

”《浮生六记》的作者和他的妻子，“两位平常的雅人”，在简朴的生活中，一起追求美丽，虽然穷困潦倒，饱受生活的折磨，但“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反映了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人生磨难仍然热爱自然追求真美的人生态度。

作者在对自然山水的直接摹写中，融入的是个人的真情挚爱。

他们对自然的关照非常直接，剔除了诸如宗教观念、社会功利、生活思辩的介引而径入山水，使审美目光和山容水态在顷刻间发生关系，表现出一种纯美的境界。

这种境界恰恰是林语堂一直崇尚并在现实生活中希冀达到的。

他追求闲适、自然，崇尚本真、近情。

他认为，“悠闲产生自一种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气质。

它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有一种人生哲学—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情理的态度。

”（《生活的艺术》）现世就是人生的乐园，“大自然的景色，声音，气味和味道和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有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协调。

”所以，林语堂在“译者序”里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中最美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