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庭型態與夫妻決策權力盧惠芬摘要經過半世紀的工業化，雖然核心家庭已成為台灣地區最主要的家庭型態，但子女婚後與父母──尤其是男方父母──同住一段時間的情形仍相當普遍。

而婚姻權力的探討源自西方，因此多假設夫妻權力的拉鋸是在一個私密隔絕的空間中進行。

本研究探討在不同家庭型態中，夫妻各自擁有的資源對於個人決策權力的影響。

實證分析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1999RI 與2000RI 資料，將家庭型態分成與夫方父母同住、與妻方父母同住，及小家庭三類。

結果發現，與己方父母同住對己方的決策權力有加分的作用。

此結果支持「組織資源」的論點。

而資源的作用在與夫方父母同住及小家庭中也呈現顯著差異。

與妻方父母同住的家庭由於樣本數太少，未能做進一步的分析。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2綜觀現代社會中夫妻權力關係的文獻，從1950 年代的結構功能論、1960 年代的交換論，到1980 年代的女性主義觀點，工業化社會中夫妻權力關係（marital power）的研究，已累積了相當成果。

但是，這些西方發展出來的理論，多假設夫妻權力的拉鋸是在一個獨立且隔絕（independent and isolated）的核心家庭中進行，忽略了不同家庭型態可能有的差異性。

根據現代化理論，隨著一個社會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其家庭結構也將核心化（Smelser 1963; Goode 1963, 1964; Parsons 1943）。

但是，這個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在亞洲並未完全複製。

包括日本、台灣、南韓、新加坡等亞洲工業化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快速的工業化過程中，雖然核心家庭的比重竄升，但並未完全如古德（Goode 1963）所預言的「家庭結構核心化」。

父母與已婚子女（尤其是兒子）同住的情況依舊普遍。

例如，65 歲以上的日本老人有60%與成年子女同住（Kumagai 1995）；新加坡和南韓60 歲以上老人與子女同住的更高達四分之三（WHO 1984）。

在台灣，1999 年65 歲以上老人有73％與子女同住（內政部2000）。

簡言之，大家庭仍是東亞工業化社會主要的家庭型態之一。

而雖然早在1980年，McDonald 在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每十年一次的回顧專文中，就呼籲研究者多著力於大家庭中夫妻的權力關係，但至今這個領域的研究仍寥寥可數。

本研究探討家庭結構對夫妻決策權力的影響，希望能增進對這個重要但長久被忽略的議題的瞭解。

文獻回顧婚姻權力（marital power）指的是夫妻間的權力關係。

婚姻生活是很私密、複雜、繁瑣，又絲絲縷縷，千頭萬緒的，尤其是夫妻間的權力互動更見微妙。

如何測量婚姻權力，一直是研究上的一大挑戰。

Olson 和Cromwell （1975）認為權力有三個面向：權力基礎、權力過程與權力結果。

夫妻各自擁有的資源可以視為權力的基礎1，最後權力狀況是權力結果，但在結果之前還有一段權力過程，也就是協商（negotiating process）或討價還價過程（bargaining process）。

目前絕大多數的文獻集中在探討資源對結果的影響，而權力結果最常見的指標則是「家務分工」與「家庭決策」，也就是Doing and Deciding（Adams 1986）。

本研究即以家庭決策權力──對家中重要決定具有拍板定案（final say）的權力──作為為婚姻權力的測量，探討不同家庭類型的夫妻決策權力模式及影響因素。

家庭類型雖然學界有不同分類，但一般以組成份子可分為核心家庭、主幹家1 另一系列的研究則將權力基礎分為鎮壓（coercive）、酬賞（reward）、正當性（legitimate）、專家（expert）、參考（referent）與資訊（informational）的權力（French and Raven 1975）。

3庭、聯合家庭與擴展家庭。

核心家庭是由一對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組成，也就是俗稱的「小家庭」；主幹家庭是父母與一位已婚子女同住，是直系親屬的組合；聯合家庭為已婚手足同住，為旁系血親的組合，擴展家庭則為父母與兩位以上的已婚子女同住，集主幹與聯合家庭之大成。

本研究中，家庭型態依夫妻「是否與父母同住」大分為兩類，未與父母同住的為「小家庭」或「核心家庭」；與父母同住的則通稱「大家庭」或「擴展家庭」，包括上述分類的主幹與擴展家庭，但不包括聯合家庭。

而因為與夫方父母或妻方父母同住，對夫妻權力關係的影響不一（Warner1986; Lu 2000），所以在分析家庭型態與夫妻權力時，又將擴展家庭細分為父系（patrilocal）大家庭與母系（matrilocal）大家庭。

但在分析各家庭結構中影響夫妻權力配置的因素時，因母系大家庭的樣本數太少，所以僅就核心家庭與父系大家庭進行比較。

為避免累贅，文中若沒有特別註明「母系大家庭」，「大家庭」就是指父系大家庭。

根據現代化理論，工商業興起後，人們離開農村，大家庭解體，隨著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家庭結構也走向核心化（Smelser 1963; Goode 1963, 1964; Parsons 1943）。

而且，核心家庭也是現代社會最有效率、最能發揮功能的家庭單位。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經歷快速的工業化過程，家庭結構也產生重大變化。

1963年核心家庭佔台灣總戶數的54％（謝高橋1980），到1991 年五分之三的家戶是核心家庭（齊力1995）。

整個來看，1980 年代是個分水嶺，在這之前核心家庭比例不斷攀升，80 年代增幅趨緩，至90 年代甚至開始些微下滑。

從1990 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2000 年底核心家庭佔台閩地區家庭總戶數的55％，是最主要的家戶型態，但比十年前降低了9.4 個百分點。

雖然小家庭比例成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部分的老人仍是跟子女同住。

在1990 年，大約三分之二的65 歲以上老人，跟子女住在一起（蕭新煌1991；詹火生1989）。

台灣家庭是否邁向「核心化」，也引起了「現代化理論」與「人口結構論」兩種主張的論戰。

前者（例如徐良熙與林忠正1984, 1989）以核心家庭的增加為依據，認為台灣正循歐美國家的腳步，逐漸「核心戶」；後者（例如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1986）則以老人與子女同住的比例居高不下為依據，認為核心家庭的增加是人口結構的反映，因為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子女人數太多，而父母只有一對，跟一位子女同住後，其他已婚子女只能成為小家庭。

不論台灣的家庭結構是否會如歐美的核心化，從現有資料來看，台灣現在以小家庭居多，但大家庭（以主幹家庭為主）仍佔有相當重要性（伊慶春與呂玉瑕199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家戶型態比例的計算包括所有已婚與未婚者，也包含了有父母及沒父母可同住者。

如果單就已婚又有父母者來看，大家庭的比例就會升高。

例如，1986 年20-39 歲的已婚婦女、丈夫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在，48％4跟公婆同住（Thornton et al. 1994）。

至於跟女方家人同住的比例，從2 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工業化以後，都一直維持在5%以內，沒有什麼變化（Western, Sun,Chang and Freedman 1990; Lee and Sun 1995）。

工業化以後，年輕女性接受教育、投入就業市場，男女平等觀念興起，整個社會大環境有利於夫妻平等，或是說比較現代的夫妻關係。

但如果這對夫妻跟父母，公婆同住，家庭裡的小環境卻是比較傳統的。

當大環境跟小環境不一致的時候，夫妻權力到底會怎樣變化？以下文獻分析，將先回顧解釋夫妻權力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交換論，然後討論台灣的本土研究發現，最後根據文獻，提出本研究的假設。

資源交換論從1960 年Blood 和Wolfe 提出之後，一直到現在，資源交換論都是分析婚姻權力最主要的理論架構。

它認為在現代社會，夫妻的權力關係已不再取決於傳統的父權文化（patriarchy），而是決定於配偶雙方擁有的「相對資源」。

換句話說，一個人可以用他/她擁有的資源，跟配偶進行交換，取得婚姻中的權力。

在他們於底特律進行的實證研究中，受訪者針對八項家庭決策，如丈夫職業的選擇、買何種車子、妻子是否應出外就業等，回答主要由誰做決定。

結果顯示，擁有較多「社經資源」──較高收入、教育、社會地位──的一方，就能在夫妻權力的拉鋸中取得上風。

Blood 和Wolfe 的資源交換假設提出後，雖然在不少實證研究中得到支持，但也有許多實證資料只部分支持這個理論，顯示此理論還有待進一步的補充或修正。

之後學者提出的論點主要有兩大方向，一是關於「資源」內涵，另一則是文化脈絡。

「資源」內涵方面，相對於Blood 和Wolfe 的客觀社經資源，Heer（1963）提出「感情資源」，主張在客觀教育、收入、社會地位等有形資源之外，無形的感情也是一項獲取權力的利器。

依循相對的概念，但建立在「最不感興趣的原則」（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上，夫妻中哪一方對這段關係相對不在乎，就能以此取得權力槓桿上的優勢；相對的，越是在乎的一方就輸得越多。

除了「社經」與「感情」兩個主要的資源外，跟本研究最相關的是「組織資源」。

Warner 等人（1986）認為，同住的家人是一種組織資源，所以跟男方家人住，先生就佔優勢；反之，跟女方家人住，太太就佔上風。

道理在於一個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如果婚後持續跟自己的家人同住，他對配偶的依賴性就相對較低；譬如感情不必完全寄託在配偶身上，日常生活所需也能從其他同住家人處得5到滿足。

比較了122 個非工業化社會，Warner 等發現，妻子在以核心家庭為主的社會比在以擴展家庭為主的社會有權力；在以母系傳承的社會比父系傳承的社會有權力。

雖然非工業化社會中家族的力量與工業化社會不可同日而語，Warner等人的研究仍深具參考價值。

Rodman （1970）則將資源交換理論置於文化脈絡之中，認為「資源」的作用視文化脈絡而定。

經過跨國比較，Rodman 將各國依社會規範從平權到父權光譜的位置，劃分為平權(egalitarian)、修正的父權（modified patriarchal），以及完全父權（fully patriarchal）三類。

他發現，在以男女平權為規範的社會，丈夫的資源與在家中的權力成正相關，正如Blood 和Wolfe 提出的傳統資源交換理論所預測。

但在修正的父權社會，丈夫的資源卻與權力呈現負相關。

Rodman 認為，這會因為此類社會的規範正從父權轉向平權，其中社經地位較高者受平權新思潮的影響較大，較願意賦予妻子權力。

至於完全父權的社會，則不論丈夫的資源多寡，都擁有絕對的權力優勢。

根據Rodman的論點，Bur（r 1973）進一步提出「規範資源論」（normative resource theory），主張以社經資源換婚姻取權力的模式只適用於以男女平權為規範的地方，而影響平權觀念最重要的因素則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