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寻根文学”的发展之路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寻根文学”的热潮，寻根作家从民间、地域文化等传统文化中来寻“根”，力图在现代意识的水平上关照中国民族文化部入现代化所遭受的价值危机。
并探讨了寻根文学对当代小说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但是，他们的寻“根”之路过于局限，使得这条道路越走越狭隘，最终寻“根”的热潮迅速归于冷淡。
关键词：寻根文学传统文化民间、地域文化复古局限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们在创作中多是以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为目的的，甚至一些作家投身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开始走向衰落了，一些所谓的“作家”只从理论入手，形成了一种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等空洞俗套的怪现象。
在当时在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文学渐渐失却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导向地位，真正的纯文学被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学所挤压，其文学内涵与人文素养方面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少，许多作家开始思索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许多年青作家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而不是盲目的跟随批判的大方向，开创了从细微处寻找文学出路的局面。
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
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从众多的寻根文学小说中不难发现，,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那些具有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偏好。
比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描写了黑龙江“野蛮女真人使犬部”,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则描写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穷乡僻壤和闭塞山寨中人们的生活,其中结合了大量的神话、传说、野史、祭仪等非现实和超现实内容。
总之,这些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大量运用，既构成了寻根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成为应当认真思索的一个问题。
大多数寻“根”作家都曾是下放到偏远山村的知青，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不愿意涉足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改革文学”，受到国内“文化热”和拉美文学的影响，将审美视野投向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着眼于自己熟悉的地狱中来探索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
以韩少功为例，他一直沿着洞庭湖苦苦寻觅“楚文化”的踪迹，他的《爸爸爸》系列寻根小说，植根于湘西那块散发着楚文化气息的古老土地，发掘蕴藏于其中的楚文化的历史积淀。
如《爸爸爸》中，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呈现出来，那里有千奇百怪的迷信和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像：吃了鱼和鸡会腹生活鱼活鸡；贴红纸可以避邪；灌大粪可以治好风病等。
那里还有神奇的巫卜文化，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长辈权威，这些都展示了湘西这一封闭地区的独特的混沌蒙昧的荆楚文化风貌。
韩少功认为，村俗文化里类似自然生命群落而呈现出质朴与原真的生命面貌，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合理性。
远离城市文明的偏远乡村中的方言土语，风气习俗，畸人畸行在他看来有一种亲切感，是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码，足以构成能与现代城市文明相抗衡的文化形态而继续存在。
但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及其实践者们由于自身对文化断裂带的认识偏差，对传统文化中他们要寻觅的“根”定位不准，再加上其在吸收时又不能消化和自笛才情的缺之，更重要的是其对自身价值定位的模糊和既急于超越，又无法超越的浮躁造成了他们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越位和混乱。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从起出现的原因和环境来分析，“寻根文学”的文学寻根之旅是文学自身演变发展的一次突围，也是作为人的作家和有着社会生命的作品为追求理性价值而对束缚、控制的挣扎与突围。
从审美角度来看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转型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从传统的功利载道型向现代审美愉悦型的转变。
寻根文学之前的当代文学整体风格，仍然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在里面，用文学担负起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成为当时很多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于是寻根作家大刀阔斧的对传统的“载道”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持论最为激烈的当数李杭育，他说：“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
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
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
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偶或论诗，也只‘无邪’二字，仍是伦理的，‘载道’的。
”并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改变，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美学的。
”基于此，他们希望借当时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文化热”冲淡或反拨文学中过于浓重的“载道”倾向，为新时期文学植入一些审美因素。
这种文化策略，在韩少功那里被表述为“对东方民族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找”。
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显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发问。
接着作者通过一位诗人去湘西开会，终于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它，“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
这种境界显然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对于寻根的目的，他从理论上概括为：“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寻根”。
实际上就是一次审美范畴内的历史文化追寻活动。
以韩少功创作为例，在他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作品中，寻根作家们在创作中也高扬主体审美意识。
审美的意义呈现出对“载道”文学观全面替代，作品的实际意义主要依靠文本的美学内涵来体现和发挥。
如在《爸爸爸》里，神秘而浪漫的巫楚文化通过大量的民俗事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
“鸡头寨”——一个时空不明的世外村落，它被种种神秘气氛所笼罩，联系着一系列神奇事件：蜘蛛精、岔路鬼、蛇好淫、挑生虫的传说以及红白喜事的唱简、祭祀谷神、请巫师指点、砍牛头预测胜负、吃冤家尸体、坐桩而死、过山等等。
虽然作者有着强烈的启蒙功利意识，但似真似幻，怪异荒诞的文本实际效果却在相当程度上稀释了作者的启蒙动机，使文本的意义由功利走向审美。
如果说，韩少功初期创作，主题的明确性、人物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是他的追求目标，那么，在发表寻根宣言以后，他显然放弃了对上述艺术成规的追求，主题的含混幽深、细节的荒诞性成为他的创作主调。
显然，韩少功在作品中的精神和情感方面已经超越了功利色彩浓烈的文学，其中的审美韵味的悠长不再依赖既有的写作模式，而是让你在文本的意趣氛围、行文遣词中去领略。
正是通过韩少功这样的作家的努力，新时期文学终于卸掉了“载道”的沉重包袱，迈入了一个审美文学的新时代。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所作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促进了小说的时空观念的转变，即由传统的一维平面走向了现代的多维立体。
寻根文学破除了这种传统文学的时空观念。
在他们的文章里面，时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时代背景也是被模糊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诠释。
例如在《爸爸爸》中，时空是交错的，历史与现实混在一起，展示了一种超时空的生存状态：小说既有食人肉、祭祀谷神、万物有灵论、面向东方坐饮殉死等远古意识和生存方式，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叫仁保的新派人物，他不时把照片、皮靴、报纸等现代物品带进山里，并张口闭口新词汇。
这就使小说在时空上形成了混沌状态：过去就在现在中，现在也在过去里。
小说因此也具有了时空上的象征意义：写的既是过去，又是现在；既不是过去，又不是现在，借用小说的一句现成话就是：“好像从远古活动到现在，从未变什么样。
”让读者完全沉浸在这种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情境里，随着故事情节或喜或悲，仿佛自己置身事外但又好像身临其境。
作者运用的这种艺术手法，是想通过已经在都市中迷失了的“我”重新回到过去自然，纯真的“我”去，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对人们原生存状态的还原。
在这点上，韩少功等寻根作家们以其真诚与朴实的生存感受瓦解了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时空观，这种注意力的改变本身就预示着某种新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会激发出某种希望与创造的激情，新的渴望与新的发现。
因此，寻根作家们对旧有的时空观的破解不仅显示出他们在艺术上强烈的超越意识，而且也体现了他们独特的人文关怀，即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尊重。
时空观念是衡量小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寻根文学使新时期小说时空观最终由传统的一维平面走向了现代的多维立体，这就为新时期小说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没有这种时空观的破除，就没有后来先锋小说在时空结构艺术上的随意挥洒，就没有文体解放所带来的新时期文学蓬勃展开的现代化。
在这个意义上，寻根文学对传统小说时空观念的转变，是对新时期小说现代化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同时面对“工具论”重整旗鼓的围城之势，寻根派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寻根文学的叙事空间基本上都是以乡村为主，几乎都是底层的小人物，不仅没有重大的事件，而且与80年代风云变幻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像韩少功的《爸爸爸》，写“打冤”、“殉古”，写山里的灾禳异变，写山民“过山”（迁徙）……，这跟通常所谓“农村题材”小说的叙事内容完全两码事。
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乡场上》（何士光）、《李顺大造屋》（高晓声）那些主流农村小说中，几乎都要涉及到“四人帮”极左路线给农村造成的深重灾难，几乎都在讴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像是用生活实例来诠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
而韩少功这里却是一个虚实相间、扑朔迷离的造境，一边述说人们的愚昧、执着和勇气，一边用白痴样的丙崽凸现人生的困境。
这种远离政治伦理的农村叙事并非脱离了现实关注，而是深有寄寓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