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封建统治对人才选拔的重视，促使许多学者对人的才能和性格加以深 入分析和研究，为举贤推荐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到 三国时魏人刘昭所著的《人物志》一书。该书可以说是与举贤推荐制相适 应的一本关于如何察举用人和品鉴人才的工具书。它奉行“中庸至德”的 儒家教义，对于人的形质、人性、才具以及志业等，均有独到的阐述分析， 并综合加以分类，屡列甚详。它所主张的“考课核实”的方法，实质上遵 循的是内部心理和外部行为相统一的原则，从人的体貌、言语、行为等诸 多方面的观察入手以判定其“心志”大小，从而归于圣贤、豪志、傲荡、 拘憟等不同类别。刘昭还注意到这种“考课”可能失真，这一方面源于观 察者的个人偏好（主管偏差），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被观察者的表里不一 （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于是他提出了详尽的“八观与五观”的观察方法， 以尽量减少这些误差。这不能不说是他对观察方法的贡献。刘昭的《人物 志》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曾有美国人将其译出并冠以“人类能力研究” 之书名出版。观察法作为心理学中收集心理事实材料的方法迄今仍被沿用。 刘昭在书中所提出的一些原则仍然是有效的。
第二节人才测评的起源与发展
现代人才测评概论
西方
远古代的占星术 中世纪的颅相术 心理实验的兴起 智力测验的出现 美国的测验运动 测评理论的成熟 评价中心的掀起
人才测评的发展
中国
考察法（尧舜） 试射法（西周） 举荐法（汉代） 考试法（唐宋） 考核法（现代） 测验法（当代） 测评法（现在）
首先，在心理测量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方面，即关于心理的差异 性方面，中国先哲们有深刻的认识，不管这种差异是由何种原因 导致的。如果否定差异，一切测量将无从谈起。 早在2500年前，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
观
点。所谓“习相远”即认为人的后天行为表现可能显示出巨大的 个
别差异。他同时还提出“上智”和“下愚”的概念，又说“中人 以上，
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
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清史稿·曾国藩传》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
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曾国藩相术口诀：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自两汉至魏晋，主要实行的是举贤推荐制。虽然这种举荐方法与真正意义 上的测量相比，尚有标准不统一主观色彩浓重等不规范之处，但它实际上 已蕴含着根据某种标准，选择符合要求的人才的思想。如“贤、良、方、 正”这四种类型的“人才”都具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如果说这种举贤推荐 方式在“怎样测量”的操作化方面存在缺陷，但至少说在“测量什么”， 即在确定人才的内容方面有了重大的贡献。
中古代人才测评的思想与实践
心理测量的完整实践至少应包括三个前提：一是要肯定心理 的可测性，正视心理的个别差异；二是要确定对何种心理特 征进行测量，即所谓心理测量的内容方面，与此相关的就是 要对这些待测或可测的内容有某种理论加以说明；三是要在 对心理内容的特性和差异性阐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测量 方法，即把内容操作化，这些操作化的手段还必须以某种适 当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心理测量的方法侧面。 中国古代的心理测量在这三个方面均有其卓越的贡献。中国 是心理测验的故乡，这已成为国内外心理测量界众多学者们 的共识。中国对心理测量和心理测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要 早两千多年！
中国古代不仅有如上关于心理特征差异性及 其可测量性的理论阐述，而且还产生了真正 意义上的心理测量的实践活动。它集中地表 现在对人才的评定和选拔上。这就涉及到对 人才内涵的认识以及如何把这些认识（标准） 体现于具体的评价手段上。
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一贯重视对能够治 国安邦的经世致用的人才的选拔，以维系和 巩固封建统治。同时还要求这些官员后备者 须恪守为臣之道，以修身养性冶炼自身，以 三纲五常约束自身，即追求一种道德与智能 的统一。从读书士子中选拔官员，这是维护 封建统治的头等大事。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暂且不论这些观点本 身正确与否，至少说明这些论述已体现了可把人的智力分为不同 类型的分类思想。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与现代测量学中的类别量表 的见解是一致的。难怪著名测量学家艾森克夫妇把“差异和分类” 的思想直接溯源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先见。
其次，关于这些差异的可测量性，中国古代先贤们 也有明确的论述。 如孟子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之长短。物皆 然，心为甚”之说。在孟子看来，心与物二者都具有 可以测量的特性，这也许是关于心理能力和心理特 征的可测量性的最早的明确表述了。它较之我们所 熟知的名言“凡物之存在必有其数量”（麦柯尔1922）

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

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氏用人四法：做、省、学、禁；摸透人的精、气、神；任用智、言、劳三
种人。
中国古代最值得称道的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实践活动是初萌于商周，兴盛 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它历经13000多年，延续至清末。这种选才方 式在诸多方面接近于近代的心理测量的基本模式。科举取士制度的终止， 主要源于其内容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但就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人才 的要求而言，应该说，他们具有相当的内容效度的。如商周时代的教育 考试内容为礼、乐、射、御、书等服务于祭祀与作战之需的六艺；汉代 则笔试法律、军事、农业、税收和地理等五经内容；隋唐时代，科举制 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并且制度完善，此时儒学地位得到巩固并被推崇 为至尊，因此考试内容以儒学经典为取材来源和衡量标准。如果说，早 期的周代“试射”属于一种非文字的单项特殊能力现场测试，采用参照 效标的计分方法，那么自隋唐开科取士制度奠定之后，则属于一种多形 式的综合测验。此时考试形式渐趋多样化，计有帖经、墨义、口义，策 论和杂文（诗赋）等。体现在科举取士中的心理测量思想一方面具有鲜 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主要从测验内容上看），另一方面在具体测验方法 和形式上也有颇多独特的建树。如所谓帖经，类似于填充题。还有一种 对偶形式的题目，则与近代测验中的类比题颇具相似之处。它们为近代 的心理与教育测量提供了早期范例。一个人所共识的观点是：欧美各国 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直接移植于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如法国在大革命 后，就是在启蒙学者的鼓吹下并参考中国的科举制度后建立起自己的文 官考试制度的。
怎样用人，特别是怎样用准人，学问极深。曾国藩所著述《冰鉴》用人的学
问，是其人生成功术中重要的的一门，他从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而是睁
大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遵循“看透人之后再用人”的方法，该避则避、该提
则提，显示出到位的领导才智和管理才智。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他的《论语别裁》一书中谈到：“有人说，清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