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革命之我见(1917~~1927)（一）正如正统史学家习惯将1924~1927这四年的时间称之为大革命。

一些外国学者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bank）则认为于1921年就已有国民大革命的端迹。

在本文中之所以将国民大革命开发至1919年，其深层含义要让读者认识到，正是由于1919年夏（5.4）北京三千多名学生上街发动学潮，使得这其后的国民大革命有了一种深层次的观念上的支持和响应。

从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并不仅仅就是正统史学家所宣称的是标志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也代表和证明一种真正的民族危机感在列强打开国门侵略近80余年后正式爆发了。

当然，在这一阶段中要归功于李鸿章及其士大夫阶层以及康有为及其保守派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激进暴力革命派，和外国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地炮击。

伴随着五四运动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文科长陈独秀及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斗士李大钊，成立后的共产党与日后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将在国民大革命后占据中国历史舞台。

他们两个政党的斗争或者说是其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遥远欧洲的新生国家的新生政权以及他的最权威的领导人斯大林和西方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关于民主制度的构想的一次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成功击败虚有西方民主外表的独裁政党——国民党，建立新中国。

其原因在这里不展开。

此时的国父孙中山已遍尝辛亥革命以及两次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艰辛和苦痛（他的几次试图借军阀打军阀的可笑举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本人也差点在军阀陈烔明的叛乱中被暗杀）。

正在彷徨之际的孙中山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列宁的帮助。

后者是极富传奇经历的苏俄（布）的领导人，他曾极为成功的将孟什维克从民工党（俄）的政党中剔除出去。

而此时虽早已皈依了基督教的孙在其事业最为低落之际极为感激的接收了列宁的帮助。

后者提出欧洲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应帮助亚洲的无产阶级赶走殖民者和西方殖民者的政策（1912），这极其符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

由于内战不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被保证，广受侵略者的压迫。

从某种意义上说，前文提到的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上苏联已经在中国取得了绝对优势，将来无论是谁在政党斗争中获胜，苏联总是可以作为最大的赢家。

因为就中国二战后的情况来看与列宁1917年暴动发生十月革命的俄国之惨象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美国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无法在工业化初期给与中国以最大的帮助，以帮助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所以，即使1949年胜利的不是毛，就国情而言，蒋介石及他的政党也不会和苏联切断关系的（如中国的邻国印度，其在独立后颁布的宪法上明确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一词写进宪法）。

这一点蒋明白，当然苏联更明白，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抗战中苏联一直支持的是蒋，而并非是毛。

更何况就个人而言，蒋和毛在追求极权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不是美国式民主可以赋予的。

这种种情况都导致苏联式的政党和组织渗透进国共两党中。

此时的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成为莫斯科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他的一切活动均直接听命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而远在他乡的苏联人不明白苏俄式的城市暴动是无法在中国这个并未真正实行过工业化的国家上成功复制的。

这一判断的失误就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建党之后的一系列的失败与挫折，而其总书记乃是原先大力崇尚美国式民主后未果后又转向暴力革命的不坚定的或称之为不坚决的陈独秀。

此人过度的退让和常常过度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这种性格在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后直接导致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另一种说法是，陈成了斯大林决策失误的替罪羊）。

其人也最终被共产党所抛弃。

所以，此时的共产党也急需一个能与他并肩作战的同盟者。

他们找来找去，把眼光放在了当时唯一的具有全国政党雏形的以革命面貌出现的国民党以及他的总理孙逸仙。

共产国际成了这桩婚事的媒人。

小结一下，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族危机感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迫切需要在内战烦乱的中国建立一个可靠的政治联盟，为大革命的集聚渐成气候，于1924年国共正式进行合作，即通常意义上的国民大革命正式开始。

（2）在（1）中我们着重分析了国民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1919-1921）我姑且称之为思想准备阶段。

在（2）中着重分析（1921-1926），我姑且称之为物质准备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们在（1）中所称的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展开，并且不断深入。

而在政治上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在笼罩着整个中国。

而其他列强由于正忙于一战中的重建工作而未能阻止这一思潮的扩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中。

由此，“政党”一词便不再是the same aims and ideas一词的展示者。

政党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成为了国家机器。

党政不分或者说党政为一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

1921，列强忙于分割一战的胜利果实，继1919巴黎会议后，又在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会议主张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和如何处理山东主权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

会议中，美国成功取得了拆散英日同盟的胜利并取得了与英国同等地位的霸主地位，在关于山东问题上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仅仅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宣布主权归中国所有，仅此而已。

当1919由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感要求政府要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争取国家利益未果时，激愤的大学生又重新走上街头，北洋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在1922年的二大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并确定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民主共和国。

很显然这是带有极强的社会要求的。

同时在多次寻求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未果的情况下，孙逸仙无奈地将头转向了新生的苏维埃。

两家迅速结合并趁热打铁（在（1）中有详尽的诉说）。

共产国际为孙文以及他的政党带来了一位苏俄人——鲍罗廷。

此人将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为国民党灌输一系列苏氏理论，军事以及政党的成果，在鲍罗廷的一再促成下，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展开。

1923-1924中，孙中山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分别发展了新三民主义，将矛头直指西方帝国主义以及在民生问题上一改旧三民主义过于偏重大地主，成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承认耕者有其田等具体主张。

并且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军——黄埔军校。

校长由苏联考察四个月后回国的蒋介石担任，政治部主任则由共产党员周恩来担任。

这所在中国军界声誉极佳的军校为国共两党输送了大量的军事人才，以致于在1945爆发的内战中，国共两党对垒的军队最高指挥官大都为黄埔系学生。

黄埔军校的建立不仅使国民党有了一支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部队，而且后来成为国军的主干核心部分。

蒋介石凭这支军队的支持一路打败汪精卫，阎锡山，以及后来的桂系。

这令人想起毛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此时北方的北洋政府一直面临府院之争，纷争不断，丝毫没有察觉到南部势力的崛起。

当然，激烈的政治权利斗争令这些军阀即使看到了也无法有所作为，只能眼睁睁看着南方的势力崛起。

由此，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伐军，正式开赴前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式民主在新改组的国民党丝毫看不出实质性内容。

就连政治上的平等也被孙中山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人民的权利被无限期地延后。

苏氏政党的影子在新改组的国民党上比比皆是。

苏联完胜美国。

一定程度上后来的蒋介石“背叛”革命或者说他进行了独裁，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向西转所必须要进行的是对于革命的镇压是为控制在国家尚未统一即要求进行暴力阶级斗争以及社会革命的政治力量的发展，是为了扭转苏氏思潮影响国民党的所采取的极端手段。

拥有新的武器后的“焕然一新”的国民党成为北伐中的中坚力量，并在随后的历史上大放光彩。

（3）具备了思想和物质基础的国民革命军正如整个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所需要的那样于1926.7正式在广州誓师北伐。

此时广州国民政府中汪精卫任主席，而掌握军队实权的是后来掌控国民政府的蒋介石。

此时两人都自称是孙中山的继承者。

在北伐还未正式开始的1926年，两人矛盾已显露无遗。

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一路打到长江边，将孙传芳吴佩孚这两个地方军阀打败。

1926年底，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同年蒋介石在上海驻扎下来，并未继续北伐。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很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究竟谁是国民政府中的实权者以及关于共产党的问题。

我们说过蒋介石自苏联学习四个月后回国创办黄埔军校，担任校长。

苏式政党的组织形式已经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烙下深深的痕迹。

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一种极端的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力量来将本就已经很脆弱的民族斗争联盟瓦解，北伐以及国民大革命的目的仅仅在于“打倒列强除军阀”而已。

孙之所以选择苏式政党源于苏式政党具备在国民大革命中的其具备在农民中拥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煽动性。

这种革命的热情是孙中山当时所迫切需要的。

然而由此引发的极强的民族主义和极为狂热的社会革命是当时国民党右派所不希望看到的，孙中山在时尚能忍受，待孙死后，这种不满的声音不断的扩大。

早在1925的中山舰事件上，蒋就已经借口自卫驱逐了一些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

但由于羽翼未丰，并且迫于形势的种种，使得蒋无法和莫斯科决裂。

但在1927年整个形式就不同了。

蒋凭借在上海获得了当地财团的和青帮的支持，反共之心日趋生长，此时的浙东财团及其背后的英美财团给予蒋介石以郑重保证源源不断的提供经济支持时，莫斯科此时的援助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了。

于是蒋介石在1927.4.21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并且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汪矛盾公开化。

此时一直以亲共产党面目出现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政变后对共产党以及企图颠覆国家的苏联（共产国际）开始保有戒心。

出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合并，史称“宁汉合流”，并且发动7.15政变，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共产党的组织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此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知具体情况的危急，仍然电令中共和国民党合作。

种种形势下，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不得不接受这一当时对于中共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的错误命令：放下武器，停止抗争，任由国民党军队屠戮，即使是这样，国共合作还是失败了。

这样争取国家统一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可能导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共产党成功的清洗了出去。

其后蒋介石继续北伐，于1928年收复北京，并改名为北平。

此后的东北的少帅张学良改旗易帜，宣布拥护国民政府，中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纵观由1919年至1927年（1928年）的整个国民大革命。

总体上看大革命是成功的。

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拥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其北伐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也部分实现了。

关税海关也在1933年部分收回。

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也由33处变为11处。

更难能可贵的是国民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日后对抗击日军侵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