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间的语文教育1949~1978年的语文教育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可谓是一波三折，称为语文教育的曲折发展期。

在这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语文教育体现了这个时代独有的特征。

下面主要从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教育家、教材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进行简要概述。

一、思想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语文学科在新的政治条件下更新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大环境的要求，语文学科更致力构建一种与新的时代相契合的教育模式，彻底肃清个人主意，建立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帮助他们树立一个崇高的、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宏大理想和志向。

这一时期的语文思想在具体的不同时段又有着些许不同：（一）、语文定名期（1949~1956）叶老曾说：“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文。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在《编辑大意》里说：“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汉语文课程正式更名为语文。

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思想教育为主，政治意味浓重。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中指出：“无论那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显得更重要。

”同时还指出：“要通过语文课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凡小说、诗歌、历史故事、乃至自然科学的故事都应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这些规定无不体现着语文课的思想政治要求。

（2）听说读写并重，全面训练语文能力。

针对过去“国文”教学重“文”忽“语”即只重视文字的东西而忽视口头的的现象，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1950年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中说：“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说、读、写四项，不可偏轻偏重。

”这是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导向，是语文教育史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3）初步学习苏联教育思想与方法。

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自然而然的选择苏联作为学习的榜样。

195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凯洛夫的《教育学》被誉为教育界的圣经。

（二）分科阶段（1956~1958）（1）学习苏联教育高潮时期（2）系统学习语言、文学史、文学理论知识，加强语言、文学教育这一时期根据分科阶段的要求，分别进行了不同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对语言、文学知识都进行了系统的教学。

（三）波折期（1958~1966）随着1958年汉语、文学分科结束，“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调整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复波折，语文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巨大的反复波动。

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工具性、思想性的论争50年代末，语文教育为了配合“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突出强调了思想性，强调语文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劳动服务。

60年代前期的语文教学进行了调整，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一种工具，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这就体现了语文的工具性。

（2）文道关系的论争文道关系简言之就是语文教育思想与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

建国后我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坚持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即重视“道”。

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语文教育就仅仅为当时的革命目标和政治利益服务。

1959年，上海《文汇报》展开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提出了语文教学“文道统一”的观点。

但因为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文道之争的问题让在继续，文道在此时期始终未能实现统一。

（3）“双基”教学思想的诞生大跃进时期，语文教学紧跟形式，突出政治，语文多是喊口号、贴标签，毫无双基可言。

这段时期，语文教学上的“双基”即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一直争论不断。

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了“双基”的语文教学内容，为以后的语文教育提出了一个标准。

（四）文革时期（1966~1976）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我国的语文教育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

在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情况下，语文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直接参与政治教育活动。

语文教育只是重视“道”，双基的教学也被抛弃到了九霄云外，教师也沦落到了“臭老九”的地位，学生地位却被无限度放大，语文教育陷入了巨大混乱之中。

总之，1949年建国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处在为社会注意政治建设服务的时期。

不可避免的，语文教育思想带有浓重的政治说教意味，体现了较强的政治观点和为政治服务的意识。

语文教育的思想可以说在曲折发展中摸索前进。

二、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语文发展曲折不断，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语文教育家。

主要有下以几位。

（一）叶圣陶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既继承和发扬了我国语文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外来的积极因素，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语文教育思想。

叶圣陶对语文课的性质、目标，语文教材的内容、体系，语文教学的原理、方法，语文考试的实质和语文教师的修养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他对语文课的性质、目标有精到的论述。

他说：“语言是一种工具。

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

工具不是目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这就指出了，工具性和思想性是语文课的性质。

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几个相应的观点：（1）语文要联系生活，注重实践。

早在40年代，叶老就批判过旧式教育的“利禄主义”和“古典主义”，批判过那种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恶习。

他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认为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为生活服务。

叶老注重实践，常到各地考察，只要有机会就去中小学听课，开座谈会，并且热衷与和一线教师交流，讨论当下语文教育，真正的立足与中国教育从实际出发。

（2）语言、思维并举说语文是“工具”，并不是纯“工具论”，叶老认为不能隔断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就此在1980年叶老正式提出了“语言与思维并举”的命题。

他说：“语言与思维分拆不可”，1984年他更明确指出：“语文课的任务是训练思维、训练语言。

”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并未把二者结合好，或把思维抽象化，或者就语言谈语言，忽视思维的训练。

叶老强调语言与思维训练并举的意义非同一般。

（3）注重务实训练与习惯培养叶老在1946年提出语文教育“要以务实方面为主”。

1962年更是强调“训练要使学生在训练中有所得。

眼下，许多人好讲空洞的教育大道理，务实之风严重缺失；说到训练则不讲规律，不顾学生的承受力，倾盆大雨做考题。

”要求学生教师要以实在之事物为训练只根本。

语文是工具，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实际的语文能力与良好习惯，训练就是不二法门。

“大凡传授知识技巧，讲说一篇，指点一番，只是个开始，而不是终结。

在习惯培养方面更是提出“教育就是养成的学习习惯”要待技能技巧在受教的人身上生根，习惯成自然，再也不会离谱走样，那才是终结。

所以讲说和指点之后，接下去有一段必要的功夫，督促学的人多多练习”。

这是因为习惯是在实践中养成的，只有把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学、不断地练才能养成好的习惯，才能真正学到本领。

以此考察课堂教学，他认为，“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于引导启发，俾学生自奋其力”，因此他提出好老师的标准是“必令学生运其才思，勤奋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

（4）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生活与写作相结合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叶老一直呼吁“给学生阅读的自由，课内当注目与课外。

”还曾提出“善读未写书，不守图书馆；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

”可见叶老对于课内课外阅读的要求之早。

在写作方面，叶老认为写作源于生活，他主张写作文要“立诚”，反对弄虚作假，而且要“必须真经验、真知识、真感受”，这很合乎对作文教学的要求，对当下作文教学中“假、虚、空”的现象是一个很好的纠正。

（5）教材建设贡献巨大叶老一生编写和支持编纂语文教材多达二三十部，是我国现代语文教材建设的奠基人。

60年代，他主持了新编中学语文课本12册的编写工作，并不断对自己的编辑实践作出理论概括，发表了许多编辑例言、论文、书简，为我国语文教材建设的实践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叶老对语文教材内容、体系的论述也很多。

在《中学语文课程标准》里，他提出，中学语文教材，就精神说，要符合目标第一项所规定的各点；就目标说，必然涉及各科，以各科的内容为内容；就品质说，要朴实、精确，足以为目标第二项的模范；就体裁说，要包括一般人在生活中所触及的各类文字，并且应该除单篇的文字而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则应兼采现代汉语的整体的书。

叶老当年编写的教材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当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选材标准，对选定之文进行润色修改的严肃态度，以及“注释”的指导性、整体性、浅近性，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叶老语文教育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是中国语文教育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中国语文不研究母语特点，不研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研究叶圣陶等中国语文教育家的思想，就不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体系。

我们应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把叶老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加以科学的发展，以推动语文教育改革的深入和语文教学质量的大面积提高。

（二）辛安亭辛安亭（1908-1988），山西离石人，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教育家。

他对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因此他又是一位语文教育家。

他在1938年到延安之前，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过七年语文课。

到延安之后，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负责编写教材，一直到解放前夕。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1年间，他协助叶圣陶审定了一部分中小学教科书，对新中国中小学的教材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他对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以及幼儿、师范、大学和特殊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都发表过一些意见。

这些经验和意见，大都收集在《论语文教学及其他》（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教材编写琐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辛安亭论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等专著当中。

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是：（1）编写语文教材要根据语文的特点，体现教学原则编写教材充分考虑使用对象的特点，根据对象不同，编写不同的教材；编写教材必须充分认识使用对象的认知、需求和时代特点，有针对性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够行得通、有实效。

如针对当时边区教材城市化色彩浓厚的现象，他组织编写了一套从农村实际出发的通俗读物，深受农村儿童欢迎。

小学教科书的编法同样提出了两句话八个字“以类相聚”和“便于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