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基层政府信任问题的出路摘要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是社会完善自治的有利因素。

然而,经调查显示,近几年,中国政府信任度下降,而且层级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因而,研究基层政府信任问题,探究基层政府信任缺失的症结,找到重塑中国基层政府信任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固,民主法制进程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基层政府政府信任治理模式公民社会
政府信任即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当前西方学术界在政府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它反映了民众对于政府施政的满意程度,折射出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反映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在我国,作为政府一个层级的基层政府主要包括区县、乡镇政府以及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它们数量众多,位于政府体系的终端,是国家政权的基础。

加强对我国基层政府信任即普通民众对于基层政府的信任的分析研究,有利于从政府信任的角度探讨和解决基层政府治理的相关问题。

一、明确政府定位,转变治理模式
有效政府与有限政府是新世纪政府改革的基本观念与模式,这是化解政府信任危机的基本前提。

因此,首先要科学界定各级政府职权,理性确立其管理幅度和层次,继续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公共治理将以往一元的政府管制变成了多元的社会治理。

虽然政府在整个社会中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不再是实施社会
管理功能的惟一权力核心。

第三部门组织和私营机构与政府一起承担着公共事务和公共物品提供的责任,这些组织权力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

这一变革的内在行动逻辑,对于政治的民主化,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而,增强公民对政府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在意识层面的转型期政府合法性资源的流失,通过多元合作的治理方式,加强民众的参与感、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效率,必然会得到补充和加强。

通过多元合作,政府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法规所需的人力与物力耗费,而且,即使它在特定范围内决策失误,也有可能得到社会成员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或默许。

从而,政府信任资源也就可以得到不断的加强和提升。

二、力促公民社会的成长
公共治理要求政府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制,逐步授权给社区、公民,大力发展公民自治组织,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承担一些政府做不到、不宜做的事情。

公共治理中政府一一市场一一社会三维关系的组合,其实就是寻求不同以往、更为有效的实现共同利益道路的努力。

公民社会的发展,增加公民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建造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的相互了解和支持。

公民社会在此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它能较好地解决国家或政府之所不能;第二,能在较大程度上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有弹性的缓冲层,从而确保社会平稳有序地发展;第三,由于公民社会参
与共治,从而能更有效地协调与整合国家意志和社会利益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增强民众对现有社会的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

以上公民社会成长所带来的价值,对政府信任的重塑无论是从器物层面还是价值层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构建信任互动关系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看,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过程是一个
伦理互动的过程。

根据正确的原则去构建政府与公民信任互动关系,对于增进政府信任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一,利益一致性原则。

就是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利过程中要坚持公民利益至上,公民在参与社会事务活动时也应考虑到政府所代表的长远利益和个局利益;第二,客观求实原则。

必须是建立在对事实真实把握的基础上,在组织决策时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和价值取向;第三,
公开性原则。

包括行政决策活动及其过程公开;有关文件、资料、信息情报公开。

第四,整体性原则。

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互动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两者能相互信任、共同发展。

四、加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避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负面特征和不当行为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当前的重点是:第一,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二,完善政务公开机制。

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和不完全是产生误解和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实践已经证明,地方政府对事情越是捂盖子,则越会制造猜测和缺乏信任的气氛。

为此,必须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做到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健全民主参与机制。

公众的民主参与是在政策问题上建立共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获得公众理解、支持、信任和合作的过程。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世界银行的研究也发现,增加公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会增加公
民对政府的信任。

因此,应该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增加公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使基层政府的运转被置于民众监督和问责之下。

总之,我国现实政府信任的流失,已经不是加强原有管制模式所能解决的。

恰恰相反,我们应当适应现代社会多元化、扁平化的趋势,改变管制模式为公共治理模式,促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产生良性互动,促成多元共治,减少政府不应当或可以不担当的责任,从而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最终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服务于民众
打下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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