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世界体系【导语】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建立新格局的序幕；而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余音并未消失，当今世界五强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印度似乎在重演当年的大国协调模式，冲突与动荡也依然存在。
与19世纪的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全球局势已开始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发展趋势。
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凸显于21世纪特殊的世界政治版图；崛起中的中国、笼罩在苏联覆灭阴影中的俄罗斯、内部隐患四伏的印度都在加速着当今世界的变革。
在这篇文章中，佩里•安德森试图就上述问题为我们解读21世纪尚未成型的世界新体系，并指出建构新体系的潜在危机及多种可能。
----------------------------------------------------------------------------------随着“维也纳体系”在一战中的全面崩溃，世界政治格局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世界上主要政治体之间的角力在20世纪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秩序：1918年到1945年，乱世当道，各大国与众小国各自为营，世界局势在阵营之间的相互敌对中逐步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其后近半个世纪，世界局势从根本上呈现以美国与苏联两极开启并领导的冷战格局，争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或影响。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独占鳌头。
以21世纪世界体系出发，今天，我将就“与19世纪世界体系相比，21世纪的世界体系有何异同”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21世纪“维也纳体系”？从相似之处说起，正如维也纳会议过后的世界一样，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也会举行定期会议：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 Summit），八国集团，20国集团（G20），与过去的会议体系并无二致——所有参会国家都是联合国的维护者，在安理会中也绝少有分歧，遵循“大国一致原则”。
它们也同样都是世贸组织成员。
形形色色的条约和国际组织大量涌现。
人权话语提供了19世纪“文明标准”的后现代版本。
以人权为名，军事与政治干涉激增，或宣称自己采取不干涉政策。
和过去一样，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今天的国际体制是为了谋求人类的普遍利益，但在实践中，亦如过去一样，大国凭特权凌驾于体制之上，其中一项特权就是拥有核武器的权利。
以上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国际政治图景。
图/Peter Schrank许多人都同意，如19世纪前期一样，当代存在美国、欧盟、俄国、中国和印度五个明显的大国地位人选。
而当今世界的五大国——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他们能否组成新的五强统治（Pentarchy）？在社会结构、政治体系、法定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五国比起构建维也纳协定的五国来说，内部差异更为复杂。
欧盟拥有最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但仍是一个并不完善的国家联盟，许多成员国仍保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整个联盟缺乏中央政府；俄罗斯虽然失去了苏联一半的领土，但依然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储备，由一个选举产生的独裁政权所统治。
即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印度，是一个有四亿赤贫人口的种姓社会，也是一个在自由民主政体框架内的中央集权而又拥有多元文化的联邦制国家。
而美国，生活水平超过任何其他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行业和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包裹在一部18世纪宪法外衣之下的、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unfettered capitalism），仅有一半人口参与投票。
中国是一个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国家，这一政权管治着战后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
与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几大老君主国相比，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一大国集群内部的差异，是否更为极端，会不会因此成为它们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协调关系的阻碍呢？当然，即便确有形成协调关系的迹象，这一过程也远比1815年的过程更为缓慢和坎坷，因为它所形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出于彻底地击败共同敌人的目的——比如拿破仑，尽管他背叛了法国大革命，但仍然被君主们视为恐怖的革命后果之一；它的前提条件也不来自退回全面战争的危险，维也纳会议恐惧这种全面战争，视之为革命的伴生物。
当今世界，核恐怖平衡早就已经消除了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传统演算方式：其他形式的适度敌对可能会重现，但决战沙场的情形，已大为减少。
另外，随着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与苏联的解体，曾长时间存在的全球遍布意识形态传播与反叛中心的图景，已不会重新出现。
日趋复杂的协作基础假如今日的大国既不恐惧战争，也不担心革命，它们之间的稳定协作还能建立于怎样的基础之上呢？毫无疑问，一定是更为庸常、也更为复杂的基础。
能促使当今的大国达成协议以领导世界的，并不是源于相关国家间战争状态或底层社会革命的危险，而是他们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使他们必须捆绑在一起。
不仅在于今日商品市场跨国联系程度之深远超往日，更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资本和货币市场超越国界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达到了即便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高峰的美好年代也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仅仅几十年之前，连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先锋仍抱以怀旧的姿态回眸那个美好年代。
因此目前对世界政治稳定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军事冲突或激进暴动，而是来自经济失调的连锁反应——正如我们自2008年以来所目睹的那种情形，以及生态危机的到来——如生物圈的持续变暖。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会议体系的当代形态才被创制出来，这一产物并不是为了平息王朝冲突或领土争端而召开的外交峰会，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的集会，旨在熨平各方在贸易、利率、币值和碳排放目标等实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
显然，矛盾与冲突依旧存在。
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经济和生态议程，加之各方的领土关切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政策规划并没有必然的兼容性。
但正如19世纪欧洲的大国协调一样，这些矛盾点已经在实践中被解决或压制了——尽管这一过程多多少少伴随着摩擦。
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诸原则，均抱有一致的务实的支持态度。
虽然它们为了在体系中获取相对优势而玩弄手段，但全球化不仅统一了所谓“国际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深层客观利益，也整合了它们各自主观看法的核心基础。
由此来看，21世纪早期的世界，与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有效共识的前提条件也与19世纪截然不同。
经济的不稳定，以及影响更深远的生态危机，都是当今统治秩序不得不面对的威胁，这是因为各个大国的政权合法性都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后者发展速度的快慢系于各国预期和客观条件。
任何持续的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即便没有引起直接的选举或社会反弹，仍有可能造成与今日的统治秩序相抵触的局面。
正是对这一危险的共同忧虑，让国际秩序的顶层集团紧紧地整合在一起。
在这个被平定的秩序中，如1815年之后一样，依旧存在区域性失衡，即存在与秩序原则相矛盾的战乱地区。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失衡与1815年情况相当类似。
19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造成了类似的区域动乱，并最终导致维也纳体系的崩盘。
到了21世纪，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属地及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外围地带，爆发了同样的地区骚乱。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6日德国柏林，多国民众手举土耳其国旗，高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肖像和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标语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土耳其军事政变。
（图/东方IC）在我们交谈的当下，正有七场战争在这一区域发生或持续扩大：从利比亚到索马里，遍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甚至在欧洲，如前南斯拉夫的命运所昭示的那样，奥斯曼统治遗留的冲突和混乱，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阿拉伯世界内外，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世界对石油的需索，延续并激化了这些奥斯曼历史遗留问题，以至于稳定已成为这一地区遥不可及的夙愿。
独一无二的霸主：美国到底是谁在挑起这些地区的战争？正如其前任一样，当代大国秩序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联合体，等级制度始终暗藏其中。
然而，不同于复辟时代的欧洲，现有秩序内部不存在两个霸权力量。
美国依然享有“后冷战时期”无可撼动的独尊地位，享有诸多众所周知的战略优势——巨额财富、优质教育资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备力量、国际储备货币等等，但最常引发质疑的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
当美国要依靠对手的资助来维系自己的贸易国地位时，它要寄望于何种方式主宰一切呢？对这一点，其辩护者指出，虽然美国如今持有的公共债务数量几近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六，但仍低于1945年的相对值，也同样低于现在的日本，相比英国在战胜拿破仑次日近百分之二百七十的峰值，更是九牛一毛——彼时英国即将迎来扩张成为世界帝国的黄金时代。
当然，与1820年代的英国债务和1990年代的日本债务不同的是，美国的持债者多来自海外，接近于历史上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债务形式，而非帝国主义国家债务形式。
但是这些债务支撑起美国的庞大进口额——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国债务的持有方，他们也需要通过对美出口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加之其所拥有的债务量已经十分巨大，如果债权国抛售债权，将会引发所持债券价格灾难性的下跌。
由此可见，债务国和债权国互相绑架了对方。
辩证地看，大国间结构性冲突最大的潜在爆发点，正是其经济利益上互相依存的最有力确证，而任何新的大国统治也必须建立在这一依存性的基础之上。
美国的霸权地位虽处于外部赤字的阴影之下，但尚未受到实质影响，其得益于两个方面。
其一，在意识形态上，大国之中，唯有美国致力于输出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的资本主义自由信条，原则上这一信条可以适用到任何地方。
其他大国的官方立场都是特定国内环境的产物，他们既没有能力实现类似水平的普世化，亦不以此相标榜。
中国的情况即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拒绝任何将自己塑造为他国的模范的主张，更不必说更加力所不及的俄罗斯和印度了。
欧盟也同样如此，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它几乎都和美国一样，就是多了那么一点装腔作势，但作为一个异于他者的超国家政治体，置身于这样几乎全由民族国家构成且由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领头的世界格局中，它缺乏广泛的号召力。
另一个支撑起美国霸权地位的条件，自然是它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美国独据大西洋与太平洋两个天然屏障，使之能与对手在地理位置上隔绝开来；而其他大国都与潜在或事实上的对手接壤，如欧盟与俄罗斯，俄国与欧盟、中国，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
并且出于各自的国内原因，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保持了内向性，对它们而言，外部问题往往受制于内部局势——这也是它们常常迎合美国霸权的原因。
在这个辐辏结构中，各方与华盛顿的关系总是比另外四方内部的相互关系更为重要。
而霸主美国恰恰相反，它是当前大国体系中唯一真正外向的国家，美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关注经常比在国内问题上更持久其行动也更为果断。
因此，美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即便在原来的大国协调秩序中亦无能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