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3540【摘要】【原文出处】文史哲【原刊地名】济南【原刊期号】200204【原刊页号】141～14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206【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SHI Xiao-hong(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文章日期】2001－12－10【作者】时晓红【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
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
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正文】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一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
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
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1］（《成祖本纪》）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
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
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
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
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此时的日本政府，因中国断绝其贸易往来，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贸易外，基本没有获取明朝商品的途径。
由于明太祖实行武力防倭和海禁政策，倭寇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走私贸易也随之减少，致使日本幕府、各地武士及私商都感到不便，也要求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以换取经济领域的最大实惠。
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
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
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
”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
“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2 ］（《太宗实录》）十月，日使圭密一行到达南京，中日双方一拍即合，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
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
［1］（《日本传》）同时，立日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本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
将日字勘合100道及日字、本字底簿各1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各1册交于日本政府保存，入贡时携来。
将本字底簿1 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俟日船抵宁波后验对。
以后，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如无勘合即系伪诈。
日本得到“勘合”，也就是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力。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日本接受了明廷所“赍道义寇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1］（《日本传》）又按照明廷的要求，捣毁了对马、台岐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
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
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
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
”对此，明廷给予高度赞扬，“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
［1］（《日本传》）自此以后，两国使节频繁交往，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明廷6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7次入明。
关系十分密切。
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
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3天。
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日本慕府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迎合明廷对倭寇进行了一定的围剿。
如果日本剿倭有功，明政府对日本的赏赐就会增多。
永乐二年（1404），日使入贡，明廷仅赏赐锦绮20匹。
到永乐四年（1406），日本幕府捣毁了对马、台岐的倭寇巢穴，并向明廷送交了一些被俘倭寇，受到明廷的赞许，于是在永乐五年（1407）的勘合贸易中，“兹特赐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绵、＠①、丝、钞、＠②、绢四百一十匹，僧衣二十袭，帷帐、衾褥、器皿若干事；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①、丝、＠②、绢八十四匹，用于旌表之意”。
［2］（《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物，并献所获海盗”。
［2］（《太宗实录》）明廷赐圭密钞百锭，钱10万，ｃǎｉ＠③币5表里，僧衣1袭，对其随从也赏赐有差。
明成祖虽然在中日勘合之初相约10年一贡，船毋过2艘，人无过二百，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
因为日本幕府为结好明廷，不断打击倭寇，几度献俘，部分满足了明成祖借助日本力量剪除倭寇的目的，所以明廷对勘合船来者不拒。
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日本市场上需要的铜钱，几乎每年都遣使入贡，甚至一年数至，而且每次入贡的船只和人数都超出了规定。
由上述可知，中日勘合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有需求基础上的。
明廷一方面可满足大国的虚荣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换取日本对倭寇的抑制。
日本则需要明廷的经济支持，从勘合贸易中获取厚利。
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其子义持继立为国王。
义持未为国王前，并不受其父的宠信，其父信任的是幼子义嗣。
义持为了与义嗣争夺势力，不得不依靠拥有一定势力的武士。
西部的大武士宗氏、松浦党各氏、少贰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都是倭寇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些武士不满意幕府垄断对明贸易和限制倭寇的行动，因此，义持继立为国王后，出于其支持者武士的利益，立即改变了对明朝的外交贸易政策。
当明使周全赴日吊唁源道义时，义持令僧圭密将日本的意思婉转告诉给周全。
永乐九年（1411）后，中日勘合贸易中断，时间近20年，直至宣德八年（1433）才又重新恢复。
中日勘合贸易中断后，日本国王义持一改其父的政策，纵民为寇，不断侵扰明朝。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倭寇侵扰浙江松门、金乡、平阳一带，明军俘获数十名倭寇，有人主张将其斩杀，明成祖认为“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派刑部员外郎吕渊将被俘倭寇送还日本，并谴责义持纵民为盗之罪。
永乐十六年（1418），吕渊自日本还，义持虽遣使奉表随来谢罪，但又称：“境内之人，肆为鼠窃者，皆无赖逋逃之徒，实非臣之所知”，［2］（《太宗实录》）极力开脱责任。
实际上，义持并未认真对待明廷的谴责，因此，倭寇的活动有增无减。
实践证明，明廷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政策已宣告失败。
二中日勘合贸易断绝后，双方政府都有不便。
对日本而言，获利的是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幕府本身却失去了与明廷贸易获取厚利的机会。
因此，义持死后，新任将军义教有意着手恢复与明廷的贸易关系。
对明朝而言，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也在考虑与日本恢复关系，以解决倭寇扰边问题。
因此，在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中日双方订立了《宣德条约》，规定：日本每十年来中国朝贡一次，每次“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
”［1］（《日本传》）同时，明政府重申日本应制止倭寇，严禁倭寇船下海。
与永乐年间的规定相比，人员和船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又增加有限，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明廷贸易的需求有所增加，又反映了明廷对日本人来贡规模太大引起骚乱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