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文献号】3810【摘要】十六世纪初，即当我国明武宗正德的时候，在华...；而且更进一步，对于明朝近古期封建社会，对...刘六、刘七等的起义在明正德间的许多起义中，...，始逃亡，酝酿起事。

明史记载说，“刘瑾家人...起义就有过不少贡献，明史记载说，他“稍有智...战术，予敌人以重创。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赵＠①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这种战法显然是农民...率领，进入山西。

陈鹤明纪说，他们“纵横数千...甚者为效力。

”(8)明实录更明确地记载着他们所到达【分类】史学【标题】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征【作者】赵俪生【期号】195412【总期号】28【页码】41【正文】公元十六世纪初，即当我国明武宗正德的时候，在华北和中原的大平原地区，在川、陕、黔地区，在江西地区，都曾同时前后爆发过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

我曾将这些起义事件就现有条件下可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其试探性的解决，将不仅对这些起义本身增加理解；而且更进一步，对于明朝近古期封建社会，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总历程的发展，都将有可能引起向前推进一步的理解。

因此，决定把这些内容写成为如下的一篇论文。

一、刘六、刘七等的起义在明正德间的许多起义中，以刘六、刘七等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

以时间论，按照顶压缩了的材料看，自正德五年（一五一○）十月持续至七年八月，计一年零十个月，将近两年。

以地域论，起义曾绵亘于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和南直隶这样七个省区。

起义最初发动于当时京畿南沿的霸州和文安，所以起初统治者叫他们做“畿南盗”。

起义之所以在这个地区上发动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爪牙——宦官们进行强占田产、讹诈勒索，拓置“皇庄”、开设“皇店”、高利借贷等的集中地带。

当时，“诸大铛多文安人”(1)，他们在其乡邦情况熟悉，榨取容易，故榨取也就特别重。

据说当地平时，就有一种反抗压榨的人民组织，叫“响马盗”。

(2)正德四年（一五○九）太监刘瑾建议自京畿南至江淮设立“四镇御史”，镇压反抗，其中正定一镇，残民尤甚，因此河北一带人民便纷起举义了。

文安人杨虎、刘六（原名刘宠）、刘七（原名刘宸）、齐彦名等，据说都“骁悍，善骑射”(3)，最初被募去协捕“盗贼”，但以不能纳贿，被转诬为“盗”，始逃亡，酝酿起事。

明史记载说，“刘瑾家人梁洪征贿于宠等，不得，诬为盗，绘形捕之，破其家”。

(4)他们起事后不久，在正德六年四月，有一名文安县的增广生员赵＠①（绰号赵疯子），也来参加了。

可见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爪牙的迫害，不但使农民无法生活下去，连中小地主和士大夫分子也被迫参加了农民的阶级斗争，贡献出他们的才智。

例如赵＠①对于起义就有过不少贡献，明史记载说，他“稍有智计，定为部伍，劝其党无妄杀人，移檄府县，约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

(5)此外，在战法上他也有所贡献，毛奇龄后鉴录记载说，“贼受疯子教，第飚匆去来无常处，使官军奔命；凡得民间马，一日夜驰数百里，捷如飘风，而官军马少，即有，亦不能穷马力。

”(6)从此，他们就一直采用这种机动的运动战术，予敌人以重创。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贼多出不意突犯”，又说，“贼恃马力，倏忽驰骤。

栖野，不占城郭；蹈虚，不立方所。

”(7)自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战术的使用，完全归功为赵＠①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这种战法显然是农民群众积累了长久作战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民起义中新社会成份增加的一种反映（详后）。

但无论如何，十六世纪初的农民起义就开始使用这种机动的战术，是很值得重视的；以后十七世纪中叶的张献忠起义和十九世纪中末叶的捻军起义，都曾袭用并推进了这种战法。

他们分兵为东西两路。

东路自沧州、德州进入山东境内，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进入（确实次数无法统计，至少三、四次），行军路程短时曾到＠②州、曲阜一带，较远路程时还到过半岛地区的登、莱诸州县。

西路由杨虎率领，进入山西。

陈鹤明纪说，他们“纵横数千里。

……御史王廷相言，盗贼所至，乡民奉牛酒，甚者为效力。

”(8)明实录更明确地记载着他们所到达的州县，是“泽、潞、辽诸州，陵川、壶关、高平、沁水、阳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赵城、灵石、介休、平遥、祁、太谷诸县。

”(9)不到一两个月功夫，他们就汇集了一枝相当壮大的兵力，东下太行，自武安又一次回到平原上来，跟东路军相汇合。

汇合之后，他们曾在沧州、枣强、德州、济宁等地，跟明朝的镇压军进行战斗，即以正德六年十月的济宁一役来看即曾一次“焚粮运船千二百一十八船”。

(10)他们乘胜进据曹州和沂州、莒州一带之地。

这时，他们又分兵为南北两路。

北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等率领，继续留在山东、河北一带作战，时常以奇兵突自霸州北上固安，使京师曾四度为之戒严。

南路由杨虎、刘三（原名刘惠）、赵＠①、邢老虎等率领，自淮安、灵璧西行，到达永城、虞城、夏邑、归德等地。

杨虎在行军途中坠水溺死，（其妻继其事业，时称“杨寡妇军”），众推刘三为首，赵＠①副之，称奉天征讨正副大元帅，以鹿邑生员陈翰（自称曾为兵部主事）和宁龙为元帅府长史，设东西二厂治事。

分军为二十八营，以应二十八宿，各营置都督，全军至十三万人。

到这时候，起义军已经达到它自身发展中的最高点了。

由于当时社会缺乏新生产方式的明显成长，相应地，也由于当时的农民运动缺乏更坚强阶级的领导，而农民群众本身又由于总是有其消极面起着与积极面相互对销的作用，故当时的农民起义也像过去时代的其他农民起义一样，总是不能在革命中长期保存高点，或不断地创造高点，使他们的事业胜利与胜利相连续。

即以刘六、刘七起义为例，跟在正德六年尾的高点之后，正德七年的低落和失败便接着到来了。

运动战是一种机动的战术，使劣势兵力得以有可能打垮优势兵力，从而取胜；但假如不能更好地取得行军当地人民的充分支持，假如放任部队中流寇主义充分发展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战本身也会给起义带来不好的结果。

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既可以拖垮镇压军，使之疲于奔命，它又可以拖垮起义军本身，使之涣散易溃。

再就领导人物来看，以赵＠①为例，他倡导了对运动战术的采用，他增进了农民起义对其他可能同盟的诸阶层的争取，他临败不馁、临刑不屈：无可否认，他是“有某种价值的”。

但他把人民仇恨目标，缩小到个别阉党佞幸（如焦芳）的身上，而对于专制主义及其代表者——皇帝却是妥协的、寄以希望的，如他在一封答覆招降的信中写道，“乞皇上独断枭雄之首，以谢天下；然后斩臣之首，以谢群奸。

”(11)这是士大夫阶层参与起义之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也是农民“拥护好皇帝”思想在其领袖人物身上的一种反映。

由于这些消极面的发展，起义事业便逐渐地由盛而衰了。

明朝兵部尚书何鉴重新布署兵力，以分区负责的制度责成他的部下，进攻起义军。

他派遣陆完带领刚从边疆调回来的边防军“讨山东贼”，他又派遣仇钺（仇鸾的祖父）带领另一部调回来的边防军“讨河南贼”。

结合了起义军方面弱点的发展，他们的进攻才能有所“收获”。

陆完在山东平度一带布围堵截刘六、刘七大军，使起义方面遭受很大损失，回到冀东一带立脚不住，不得已南下寻找南路军去了。

仇钺在＠③州（今安徽阜阳）和光山一带，也使南路起义军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这时，虽然有北路军前来会师，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转捩局势了。

重要的领袖们也逐渐伤亡。

刘六在夏口中箭赴水自杀了。

赵＠①在军败后剃发、怀僧人度牒、潜渡长江至南岸、“将从江西贼，再图大举”(12)，但也在江夏县境被缉捕了。

他被解到北京，正德皇帝把他的皮剥下来制成马鞍，出入骑乘，即“法司奏祖训有禁，亦不听”(13)，专制帝王之残酷可知。

刘三在南召也由于中箭而自缢了。

只剩下刘七和齐彦名二人，带领余部沿江东下，在江州、徽州、润州等处都曾得到了一些休息和补充，但这时敌人也已增强，陆完和仇钺两部军力也会了师，把刘七、齐彦名的部队包围在南通州的狼山地方。

在正德七年八月的狼山战役中，齐彦名中枪死，刘七也因中箭而赴水自杀了。

复有传说，云刘七实未死，数年后有见之于山西塞下者。

(14)至此，轰轰烈烈的刘六、刘七大起义，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二、蓝廷瑞和方四等的起义四川地区中的农民起义，大体上分为川北和川南两枝，两枝时常有合拢起来的意图，但受到统治者的拦截，始终未能很好地汇合。

两枝中间，以川北方面的势力较大、活动地域较广。

他们所依据的主要自然环境，就是大巴山和汉水。

他们凭借了这个特定地理条件的活动，带有着开创的意义，因为在一百余年之后，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下的群众也曾重复选定了这同一地区，作为他们的行军通道和蓄积力量的临时根据地。

正德四年（公元一五○九）十二月，保宁（今四川阆中）人蓝廷瑞（通称蓝五）、鄢本恕、廖惠等在陕南的汉中府起事，立起名号，称“顺天王”、“刮地王”和“扫地王”，置四十八总管，有众十万余。

他们行军所到的地区是相当广的，向东沿汉水攻破过许多州县，到达过郧阳；向西经宁＠④、徽县、成县，自茂州绕道返回保宁；在四川本境，他们主要控制住剑、蓬二州之地，如蓬州的营山和开州的临江市，也都是他们经常驻兵和与外界通贸易的地方。

总之，茂州以东、郧阳以西、秦岭以南、大江以北，这个广大的长方形地域，已经都成为他们的活动地区了。

明朝责成四川巡抚林俊和左都御史洪钟来进行镇压。

在这两人中，洪钟此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是明朝专制主义对西南少数种族加强统治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在弘治年间，他就曾以四川按察使的身份，逮捕了统治马湖地方若干世纪（自唐以来）的土酋长安氏之一份子安鳌，把他处死，并且从此把马湖的土官改为流官。

这是明清两朝若干次“改土归流”事件中的一次，它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对少数种族统治的加强，而他们之所以偏巧在此时加强统制，是由于他们对少数种族地区有了很多的企图，如金银矿场的开掘，希罕物资的互市，（所谓“互市”，实际上是掠夺），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兵源的供给。

少数种族人民身手＠⑤捷，善走山岭，善射毒弩；而且他们刚刚从原始性残暴的酋长统治下解脱出来，又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封建统治者之另一类型的残暴，因此，他们便很容易被封建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了。

例如在镇压蓝廷瑞等起义的过程中，“猡＠⑥士兵”和“石ｚｈù＠⑦士兵”就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洪钟一方面使用土兵对起义进行镇压，一方面又使用诱降和诱杀等技术对起义来进行削弱，终于在正德六年六月将蓝廷瑞和鄢本恕等领袖一次诱杀了。

廖惠早已牺牲。

现在只剩下一个廖麻子带领着起义的余部在继续活动。

起义至此，计持续了一年另七个月。

在川南方面，原先有重庆人曹弼的起义，随后江津人曹甫也起义响应，统治者称之曰“二曹贼”。

他们跟川北方面的廖麻子声气相应，使川南川北的起义在后期有打成一片的倾向。

后曹弼、曹甫相继死，有仁寿县人方四者，承继其事。

方四，尝“为人佣耕”(15)，是一个雇农出身，他表现得比较一般农民领袖坚决得多，虽妻子被执，敌人千方百计地诱降，他也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