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2576【摘要】【原文出处】历史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805【原刊页号】124～13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199806【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作者】田培栋【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

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

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

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

），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

），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

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

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

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

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

”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

”（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

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

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

（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

）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

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滩、泾、滨、ｌóｕ＠②、港、埂、潭、河、水确基地、坎、湖、沥、溜、河涂、蚶田、蚶ｔú＠③、溪、蛤戽、＠④货、屿、海涂、沙岸、漕、园、水坑、沙演、草涂、沙水等（注：参见嘉靖《浙江通志》卷一七《贡赋志》。

）。

具体到州县田土的计算，其范围更为广泛，如江西临安府计算田土时，“窟”也包含在内，福建龙溪县把“蛏场”也计算在内。

以上所增加的项目已远远超出了耕地的范围。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朝绘制鱼鳞图册时说：“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则一县之田土，山乡、水乡、陆乡、洲田与沿河有水利常稔之田，其间道路之所占几何，皆案图可见。

”（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五《江南》一三。

）由此可见，在州县的田土数字中还加进了坟、道路的面积。

宋元时期的地方志在统计田土或调拨土地时，总是按政府要求把各种荒地与耕地一起计算。

如南宋时政府拨赐给宁坡地区学校位于昌国县宜山的学田，其中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荒地：增拨养士田产开庆元年八月钧＠⑤拨下汪登道没官田产，昌国宜山山田地共九千七百三十一亩山熟地二千一百九十二亩山坑田四亩三角三十步石山七千五百三十四亩四十五步涂田共六百八十亩三角二十三步已耕种田五十五亩已开垦未种田五十二亩未开垦田二百七十三亩三角二十三步未曾＠⑥就海涂田三百亩水田四亩三角（注：（宋）开庆《四明续志》卷一《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

）元朝各地的土地统计数字也包含大量的荒地。

如延ｙòｕ＠⑦年间（1314—1320），政府拨给宁波地区官员的职田，其中就含有荒田。

当时四明路有“职田标拨各官九十九顷三十九亩五分，（包括）各处旧有成熟田九十一顷八十六亩三分五厘，荒闲田七顷五十三亩一分五厘”（注：（元）延ｙòｕ＠⑦《四明志》卷一二《赋役考·田土》。

）。

又如镇江路下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田、地、山、荡、塘、杂产，实计三万六千六百一十一顷二十七亩九分，杂产（指山冈、园、滩、白地、荒荡之类）一千一百六十四顷十亩七分四厘八毫”（注：（元）至顺《镇江志》卷五《田土》，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

）。

正因为各地的田土中都包括着大量的荒田、荒地，所以元政府在进行田土统计时，同样也把荒地与耕地加在一起计算，统称“官民荒熟田”。

如仁宗延ｙòｕ＠⑦年间，元政府下令括田增税，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最多的三省田土数字为：河南省1 180 769顷，江西省474 693顷，江浙省995 081顷（注：参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经理》）。

这种传统的计算方法，到了明初仍被沿袭，如洪武二十七年十月乙卯“应天府溧阳知县卢何生言：本县荒熟田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四顷，丁男七万四千六百余，若量力均种，则官不缺租，民有恒产。

上敕户部议行之，户部言：若附近田地，令其量力均种，如僻远不便于民者，宜候生齿蕃息，以浙开耕，从之”（注：《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

从陕西的情况来看，“明初，土田三十一万五千顷有奇，而草场至十三万三千顷有奇”（注：《续文献通考》卷六。

）。

再如永乐元年五月，“北京行部言：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已开种田地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三顷有奇，未开种十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顷有奇”（注：《成祖实录》卷一九下。

）。

以上材料都证明当时的田土数字中包含着大量的荒地。

纵观历史，从唐末宋元以来，战乱屡作，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尤其是金、元王朝推行了一些野蛮破坏性政策，给农业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损失。

直到明初，恶果完全暴露出来，全国出现了大量的荒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屯田、移民、永不起科等政策，奖励垦荒，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一现象在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时，应特别注意。

通过以上考察，对于宋元以来田土的概念就可以有较准确的认识。

田土也可称土田，内容复杂，包括范围广泛。

耕地在明代也有称为“地亩”的，一般人称为熟田，包括官田和民田。

在研究明代经济史时，绝对不能把“田土”与耕地画等号，耕地只是“田土”中的一部分。

如河南省的田土，《诸司职掌》数字为1 449 469.82顷，顺治《河南通志》卷一二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全省耕地为275 313顷；凤阳府的田土，《诸司职掌》记载为417 493.90顷，而成化《中都志·贡赋》却记载永乐十年全府耕地为53 077.54 顷；徽州府的田土，《诸司职掌》记载为35349.77顷，而弘治《徽州府志》卷二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全府耕地为24270顷。

这些情况，都反映了耕地只是“田土”一部分的事实。

由此可以肯定，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的850 余万顷这个数字应是全国的“田土”总数，其中包括已耕地和可耕的荒地。

而《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的3 667 715顷与洪武二十四年的3 874 746顷，是指已耕地的面积。

二、《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土数字的来源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掌全国政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定”（注：《典故纪闻》卷五。

）。

最终集大权于皇帝一人之手，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为完备。

为了巩固这套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朱元璋特别需要一部详述各机构内部职司、官佐、品序、职权范围的典志。

《诸司职掌》一书遂应运而出。

《诸司职掌》一书由翟善与翰林儒臣集体编纂，历时十余年，于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完成。

翟善是直隶泰兴人，朱元璋对其十分信任。

该书不仅记载全国田土的总额数字，也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各布政司及直隶的田土数字：浙江517 051.51顷，山东724 035.62顷，湖广2 202175.75顷，山西418 642.48顷，河南 1 449 469.82顷，广东237 340.56顷，江西431 186.01顷，四川 112 032.56顷，北平582 499.51顷，福建146 259.69顷，陕西315 251.75顷，南直隶1 259 274.52顷，广西102 403.90顷。

全国田土总计8 496 523顷。

这些数据大致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吏部保存的大量地方官朝觐时上交的事迹文册，这类卷册中有许多州县田土的原始统计数字。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掌握全国地理形势，曾采取各种办法。

郑晓说：“先是，上令（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

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

（洪武）六年，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

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

”（注：郑晓：《今言》卷一。

）其中最重视的项目为户口与土地的数字，早在“洪武元年，令各处府州县官，以任内户口增，田野辟为上，所行事迹，从监察御史按察司考核明白，开坐实迹申闻，以凭黜陟”（注：《明会典》卷一二《吏部·考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