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

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方的（以致人类的）文明应归于翻译工作者。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

西方的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

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纵观翻译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阶段：肇始阶段、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中世纪中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

肇事阶段西方古代翻译，除《圣经.旧约》的希腊语翻译外，主要包括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自公元前三世纪共和国中期起，迄公元五世纪罗马提过覆灭为止。

中世纪翻译中世纪历史一般从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算起，到15世纪复兴时止。

就翻译论而言，主要有三大标记，初期的翻译家波伊提乌、中期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末期的民族语翻译。

中世纪初期，翻译的内容已开始古代后期那种清一色的宗教内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提倡翻译介绍古希腊哲学著作，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有卡西奥多鲁、格列高丽一世和波伊提乌。

卡西奥多对翻译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大量收集手稿，组织僧侣抄写各种神学作品和世俗作品，并进行研究和翻译。

最早组织官方翻译机构的是格列高丽一世，建立了一所官方的翻译机构，处理官方日常事务，这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

而这一时期的中心人物是波伊提乌，他不仅对翻译介绍希腊哲学思想作出了贡献，而且对翻译理论也有自己的见解。

他的观点可归纳为：（一）内容与风格互为敌对，要么讲究风格，要么保全内容，二者不可兼得。

（二）翻译以客观事务为中心，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力。

他的观点与古代斐洛有相同之处，但他更倾向于翻译实践，主张翻译凭实践而不是理论，于是西方翻译发生了重大转折，重视严格的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

虽这样，还是翻译中较为流行的观点，其突出人物有阿尔弗烈德国王和阿尔弗里克。

前者对原作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认为译者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这一观点赋予翻译以极大的灵活性。

而后者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常常删减原文内容，多意译少直译。

中世纪中期翻译以阿拉伯与西方作品的互译为最早，巴格达的翻译最为活跃，使其获得阿拉伯“翻译院”的称号，其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哲学和科学名著。

托莱多“翻译院”有三大特点：翻译活动始终得到教会的资助；翻译作品主要是希腊作品的阿拉伯译本，其次是阿拉伯语原作和希腊原作；托莱多是当时西班牙的教育中心和穆斯林学术中心。

其大规模的翻译标志着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带来了东方人的思想，并形成了当时西班牙以至西欧的教育中心。

中世纪末期，百姓对民族语言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民族语翻译首先与《圣经》有关，但其翻译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大规模的民族翻译是随着中等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开始的。

各国的翻译活动都在向前发展，但英国发展的特别慢，主要是因为译者的地位低下，翻译选材也是个问题。

但也涌现一批著名的译者：约翰.特雷维萨、威廉.卡克斯顿。

这段时间，另一大类翻译是宗教文献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有奥斯伯恩.博克兰姆和维克利夫。

总的来说，西方翻译史在中世纪主要有三个特点显著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仍没有系统的，特别是在波伊提乌发表了不注重理论的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之后，翻译理论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停滞状态。

翻译界们一方面重复以前的翻译观点，一方面就民族语翻译提出新的见解:翻译必须严格模仿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法；翻译必须尊重译文语言的自然规则。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指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重大发现和振兴，14世纪末始于意大利，15世纪、16世纪中波及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

主要传播人文主义思想，涉及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古代希腊、罗马作品和当代欧洲各国作品的研究。

不少译者把自己翻译方面的成就比作文学、知识上的“战利品”，把古代和近代强国有关的政治、哲学、社会体系以及文学、艺术等经典著作译成民族语，以供本国借鉴，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有德法英三国。

德国在16世纪的翻译和15世纪一样，主要涉及拉丁语和德语的互译。

译者反对直译，其唯一的理由就是，逐词对译不便于读者理解。

由于德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因此也有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是不能逐词译成其他语言的，其他语言的表达方式也不能逐词译成德语。

像温菲林和希腊尤斯等也都反对逐词对译的方法，，强调译者在处理拉丁语冠词、形容词等方面的问题时，应当遵循德语的表达习惯而不生搬硬套拉丁语法。

德国当时较注意收集并翻译德语谚语，其中最突出的事图尼西乌斯，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德国学生的拉丁语水平，改进他们的文风以及言谈举止。

其他很多人也出版过类似的谚语集，他们的主要目的一样是为了教授拉丁语。

除了提到的德语谚语翻译外，16世纪德国翻译的主流仍是古典文学和宗教作品的翻译。

其中最突出的有塞巴斯提安.布兰特，约翰.赖希林。

虽说他们在翻译中采用的是直译法，但所遵循的总原则与15世纪的原则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16世纪对文学研究采取新方法，提出心见解的译者有：伊拉斯谟、马丁.路德。

他们对翻译提出了新的见解，坚持人文主义的语言学观点，认为语言各具无法逐词互译的特征。

法国的翻译高潮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一时期，翻译的重点专向古典文学作品。

翻译岁形成高潮，但大部分都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之余的“副产品”，翻译的质量不高，影响也不大。

但有两个人的贡献却是极为突出，那就是雅克.阿米欧和多雷。

阿米欧所遵循的准则是：1）译者必须吃透原文，在内容的移译上狠下功夫；2）译笔必须淳朴自然。

他强调内容和形式、意译和直译的统一。

而多雷的基本原则为：1）译者必须完全理解所以作品的内容；2）译者必须通晓所译语言和译文语言；3）译者必须避免逐词对译，因为逐词对译有损原文的传达和语言美感；4）译者必须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5）译者必须通过选词和调整词序使译文产生色调适当的效果。

就其原则而言，多雷的翻译理论是相当现代的，当因各种原因，他的理论并未产生很大影响。

16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在英国蓬勃展开，伊丽莎白时期最为鼎盛，这也是英国翻译史上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翻译范围之广，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

古代历史作品的翻译首屈一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威尔金森、维延顿等。

在文学作品翻译上，戏剧，散文和诗歌都有较大发展。

戏剧的翻译主要限于古罗马作品，其中较为出名的有伯纳德，塞内加和纽顿等。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界盛行一种风气，即作者为了建立起与读者的亲密关系，喜欢在作品中添加前言和后记。

这一时期，英国翻译的主要特点是：在宗教和哲学反面，人们主张准确翻译，而对于文学以及消遣之作，传统翻译方法中那种毫无节制的自由却贯穿着整个伊丽莎白时代。

其主要人物有：加文.道格拉斯，约翰.奇客和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德等。

其中，在挣个伊丽莎白时期，托马斯翻译的《名人传》最为出名，其译文有三大特点：1）译文质朴；2）其风格也不同于被他作为蓝本的法译本中的阿米欧的风格，不仅在用词上对法译本做了改动，而且对其精神实质也有所修改；3)译笔朴素而流畅，优雅而地道。

伊丽莎白时期，诗歌的翻译在质量比不上散文翻译，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翻译家是学者而不是诗人，较为受欢迎的有：维吉尔的《伊尼特》，马娄的《哀怨集》，乔治.查普曼的《奥德赛》。

查普曼的译作在16至17世纪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指出，翻译要是遇到困难，这是可以克服的，译者对原文要认真鉴别，理解原作精神，吃透其语法和词汇。

圣经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多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富尔克，他认为翻译可与信仰无关，即使翻译的动机不良，但只要译文符合原作的语言和意思，就不能说译者是不忠实于原作的异教徒。

还有就是必须尊重其语言习惯，必须采用为人们所理解的词语和表达法。

他反对使用外来词。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各民族语的翻译得到了平行的独立的发展。

这是翻译史上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民族语的翻译已稳固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标志着实践和翻译理论业已脱离“黑暗的“中世纪而向前买了一大步。

近代翻译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翻译在17世纪和19世纪继续向前发展。

在这一时期，至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整个西方翻译界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构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的又一次重要发展时期。

17世纪英法两国的国势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

翻译家们受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大规模从事古典作品的翻译。

在方法论上，翻译家和创作家一道，卷入了一场“古今之争”，意译和直译的问题也就跟着厚古薄今、厚今薄古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17世纪和18世纪的情况不尽相同，18世纪不准确的翻译极为盛行，但就其翻译理论而言，18世纪是西方翻译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

19世纪的翻译开始把重心从古代作品转移到近代或当代作品上来，其翻译中心在德国，但俄国在这一时期，翻译理论也是一派欣欣向荣。

在法国，17世纪文学中产生的古典主义思潮，18世纪出现的汉学高潮，19世纪对西方各国当代文艺作品进行介绍。

17世纪，复古之风盛极一时，在于环绕古典作品的译法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古今之争”，主要是围绕佩罗.德.阿布朗古尔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而展开的，他主张“美而不忠”，为了使读者爱看，收到欢迎，可任意增删文章内容，丝毫不顾忌译文的准确性。

其著名的翻译家还有蒙田、米歇尔.德.马罗尔、夏尔.索雷尔。

在17世纪几乎所有的序文跋语里，翻译家首先都会表白要以译文准确为纲。

在这一时期，翻译的主流仍然是不准确的翻译，但翻译家都竭力从理论上对自己采取的方法加以解释和保护。

17世纪后期，法国文学界掀起一场“古今之争”，以贝洛为首的厚今薄古派先向古典主义的教条发起冲击。

另一方面，以波娃洛为代表的崇古派却加以反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准确派与不准确派之间，崇古派和厚今派之间的经纬就越来越分明了。

到17世纪末，主张自由译法的人占压倒多数，而真正主张准确译法的人却屈指可数。

有两名译者应特别指出，从不准确翻译到准确翻译的代表人物，莫克鲁瓦和图雷尔。

莫克鲁瓦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只是偶尔提到翻译的作用和目的。

他最终意识到，他不能一方面崇古，一方面又崇拜德.阿布朗古尔的不忠实译法。

要成为真正的古典主义者，就必须坚持准确翻译的原则。

图雷尔的这种变化，体现在他译的狄摩西尼的三个不同版本中。

准确派与不准确派之争，在17世纪末与更大范畴的古今之争全然融为一体。

讲究语言典雅的崇古派和注重语言质朴的厚今派，对翻译各有主张。

到了18世纪，翻译问题又融合到了启蒙运动之中。

论述17世纪到18世纪法国翻译史，必然涉及到耶稣会和詹森派的影响问题。

就译文的语言风格来看，詹森派的译文远不如耶稣派的译文高雅优美，其实质上两者都采用不忠实原文的翻译即所谓的“不准确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