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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摘要: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官制度,在我国施行前后1300多年,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都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宗法族制的国家,科举制度不仅仅只是选官制度,在更深层次上它深深的影响了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

儒家思想以科举制度为载体,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上升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促成了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这样一个神话。

本文试图从科举制入手,探讨其对封建国家社会结构方面深层次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度;宗法族制;社会垂直流动;双轨制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兴盛不衰。

在文化发展的几千年中,封建的社会形态历经了长达几千年的时间,封建文明成为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纵观世界各国,一种比较发达的社会形态最多延续不过几百年,但是封建社会形态却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

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宋朝以后,我国的封建社会形态逐渐进入十分稳定的状态。

封建社会体制下的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不会发生大得动荡,社会经济不会出现大的危机,而是指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大动荡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危机,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整个社会的运转方式仍然是封建式的,封建秩序始终始终都维持了下来。

宋太宗继太祖承继皇位,明成祖夺了建文帝的宝座,都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夺权成功后,封建制度不变,封建体制也不变;又如金灭了北宋,元灭了金,再灭了南宋,明朝赶走了元朝的统治,清朝又代替了明朝,这些都是皇朝的兴亡更替,封建社会一直照样运转着;再如,元末明初群雄割据,割据者不管是起义军的领袖,或是乘元朝衰微而独霸一方的军阀,还是亲元的旧势力残余,他们混战不已,但在所统辖的区域内仍然维持着封建秩序。

可见,统治舞台上的角色可以变换,朝代名称可以变换,某些具体的统治方式也可以变换,但封建制度始终都没有改变。

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上千年源于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超级稳定,社会结构的超级稳定性源于封建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使得在危机过后封建体系总能够自我修复,并且更加完善。

到底是什么使得封建社会结构如此稳定了?无疑,科举制度产生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选官制度,在科举制度实施以前,封建政府对官员的选择一般都是通过定九品中正或者贵族世袭做官,政府对社会进行严格的分层,社会层级关系几乎没有希望被打破,由于选官制度要求家世背景,那些位居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对将来没有任何希望,在这样一种选官制度下,是穷人就永远只能做穷人,除非一点,你打破这个让你只能当穷人的社会,由此而导致了占据社会人口大多数的贫民对少数贵族统治集团的极大憎恨,社会随之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科举制度实施和完善之后,封建体制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时期。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行,无论是历史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1300多年。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对治经济文化以至于民族性格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科举制度实施前,封建社会中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的关键因素在于其家世背景和血统,选官以世袭的方式为主,家庭中一人为公卿,则累世为公卿,政权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特权阶级手中,社会等级早已在个人出生之前已经定型,中下层社会的新生人群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俯首顺从。

以世袭和九品中正为主的选官制度,为整个社会铺下了一张张密不透风的布,一层包裹着一层,显而易见,贫苦大众被包围在最里层,而且也始终只能被包围在最里层,无论如何努力,因为他们出生即决定了他们只能在最里层,除非一点,推翻旧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新政权。

但是这样下来,新政权又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级,如此恶性循环,而且成功的几率不大。

这样的一种选官制度或者说密不透风的社会等级制度,在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可能起到了很好的稳定政权的作用,但是日子一旦长久,所产生负面效应就毫无保留的暴露了出来。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权的基础太薄弱,统治集团缺乏必要的支撑,在危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隋统一中国以后,废除了地方好强把持的特权,渐废九品中正制度,开始试验开科取士,这便是科举制度的滥觞。

科举制度创行于隋朝,在唐朝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在宋朝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科举制度教之之前的选官制度,已经不再单纯的是选官制度,它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封建社会结构的超级稳定性与科举制度的有效施行是分不开的,科举对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载以儒教,忠诚社会产生科举制度首要的作用是选取人才,充实统治力量。

古代中国思想纷繁复杂,流派繁多,儒家作为一种在先秦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说,经过秦代的暴政的洗礼,进一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在汉代的大一统的背景之下,儒家思想逐渐制度化,为政权所尊崇。

儒家主张社会有等级,在有等级的前提下实现仁义礼智信。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忠孝思想贯穿儒家体系的始终,由此而形成了古代中国社会基本的框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宗法族制社会。

科举制作为一种以考察对于儒家知识和观念的了解作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

随着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伴随儒家思想所产生的宗法族思想逐渐被科举制度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中国社会随之而成为了一个家族长社会。

从全国范围来看,皇族是最有权势的家族,皇帝掌管一切,管理全国这个大家庭,全国民众向皇权尽忠,而皇权下面则是一级一级的小单位,小单位下面又是一级一级的小小单位,如此延续下去,整个国家都被包围在一个又一个的单位当中,一级向一级贡献着自己的忠诚,整个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一个尽忠的社会,形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忠”就成为了全社会的主流道德,稍有违背,即招来全社会的谴责。

科举制度作为一个载体,将儒家尽忠思想深深的楔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以至于发展到往后的愚忠,皇权至上,皇帝独断,人治在中国深深的埋下了根。

科举制度强化了儒家人治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表现的也相当明显。

现今在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清官的题材的作品,这种题材的作品大同小异,剧情总是XX被人诬陷,在最绝望的时候,出来一个比较有地位有身份的高官为XX 或者说为整个社会主持正义。

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于整个儒家思想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社会流动性导致社会稳定科举制度实施以前,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没有活力。

科举制度与以前的封建选官制度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即为它给社会层级之间留下了一条相互穿越的通道,使得穷人不一定永远是穷人,穷人只要考上科举也有扬名立万的机会,那些本来对社会非常不满的人突然发现,原来我也可以不贫穷,不受人欺负。

科举选官导致社会的流动性随之增加,而这种流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的垂直流动。

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强,整个社会不再是死水一潭,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群可以相互穿越,中下层社会阶级有了向上层社会奋斗的渠道。

下层社会的精英份子通过自身努力,考取科举,可以改变自身较低的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当然,封建社会还存在其他提高自身或则家族地位的手段,从社会的垂直流动来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体制下,一般人可以通过三种主要途径向上流动,即读书,从军,经商。

)而位居上层社会的精英家族,必须不断补充本家族的实力,不断培养下一代,否则,也有衰败没落的可能。

地位不同的各个阶级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的状态,下层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新生力量的有效补充。

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家族中只要有一人获取功名,整个家族随之得道,政权的社会基础空前广泛。

在能够解决基本的温饱情况下,个人或者说整个社会关注的不再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不被饿死,而是如何提高自己或者说家族的社会地位,如何出人头地,如何让家族摆脱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状态。

自然而然,科举为下层人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即通过读书流向上层社会。

科举之于数量众多的中下层人民而言,就如同在长久经历黑夜之后,突然出现一缕阳光一样。

科举制度的实施,在无意识间转移了广大被统治者的视线,人们对黑暗的生存条件的关注力度被读书入世转移相当了一部分,整个社会教之前逐渐稳定了下来。

双轨制的社会管理体系古代中国相当尊崇君权父权,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宗法族社会,一个宗族形如一个小朝廷。

科举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以家庭宗族为基本单位,一个读书人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宗族的希望。

科举之后,随之产生一批朝廷新贵(士大夫),许多没有家世背景,不是上层社会的中下层人员补充进官僚队伍,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

但是要考中进士需要相当高的成本,从读书到参加各级考试要有很大的花费。

宗法家族为了提高家族的地位和凝聚力希望多出有功明的士子,于是便出现了以宗族的力量培养族中优秀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

而反过来,贫寒之家的子弟想要在仕途有出路又必须依靠宗法家族。

这样一个人中了进士、做了官乃是全家族的荣誉,他也要相应的在精神与物质上报答家族的培养。

他们或致仕退休、或退隐休闲都要回到家乡去,成为乡绅,为本宗族增加了实力。

一个家族有了乡绅是应以为自豪的,他们必然成为宗法家族凝聚的核心。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家族被科举考试仅仅的吸引住。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学习的内容都是经过统治者严格筛选,所学内容重在宣扬忠君尊父随夫,读书人的思想深受禁锢,一旦中举,其行为必定如其所学。

即使社会上存在种种矛盾,但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维护既定传统的思想使得各种不满现实的力量在心灵上受到束缚,正如“一个人长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苍白失色,一株树生在大石缝中,其根枝必定盘结扭曲”。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认为封建中国的管理体系是双管齐下的,即双轨制。

主要的管理体系当然是国家的官僚、监察等一些列规章制度,通过正规的管理制度,由朝廷到地方,由皇帝到个人,通过大小官僚逐级管理,也是一种体制内管理。

隐含在官僚管理体系之外的,则是一条受科举制推动的体制外家族管理体系。

皇族是最有权势的家族,皇族掌管全国大大小小的个家族,朝廷大臣算是第二梯队,入朝为官,进入第二梯队,其家族必然是豪强大家,地方大小官吏则属于第三梯队,务农经商等中下层人民则在这一非循环链条的末端。

具体说来,步骤大致如下:朝廷大员与皇帝朝夕相处,必然深受其影响,受其制约,皇权通过管理影响朝廷大员,在进一步由这些大臣影响各自和有联系的家族;地方官吏由皇权和朝廷任命,皇命通过地方官吏传递给地方豪强家族,在进一步由豪强家族影响有联系的家族;而位居社会中下层的贫苦大众家庭,由于受地方官吏的管理和压迫,自然位于这一管理体系的最末端。

皇权就在这样一层一层的接力式的传递中遍及全国各个角落各个家族,全社会都承载着皇恩的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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