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叫魂余音袅袅——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近来拜读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①的一部力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②。

煌煌大作，读来虽有谬感二三，但学知浅薄不敢妄作评论，在此仅以社会学视角对本书评论一二。

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本属民间迷信的社会事件蒙上政治罪的阴影，进而展开全国性的大围剿闹得鸡犬不宁，最后发现案件之始存在的可疑，在高层官僚政治精英的圆场下尴尬收场。

在这一过程中，孔飞力刻画下的“康乾盛世”的广阔社会图卷和政治官僚君主制体系运作过程，给予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解读那个时代和这本书的视角切入点。

“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

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

“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的。

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③。

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

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

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

《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如下：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人河。

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

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

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

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

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法。

…………这些事情起于江南，在基层官僚的自主判断下按照历来的为官经验解决了，虽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缓解庶民的恐慌情绪。

但这一切还在官僚的控制之中。

随着恐慌事态的扩散，到了夏天远在承德消暑的弘历接到山东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弘历正式注意到该事件的存在，并以其对汉化及江南腐化的多疑和对现存官僚制度的不满，以上谕的形式过问干预此事。

随后山东巡抚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事态开始朝向国家层面超出官僚控制的趋势演变。

当民众恐慌应对叫魂案并有剪去辫子或剃光头发的行为出现，普通叫魂案便与具有敏感政治意味的剪辫行为在臆断中对接，弘历在歇斯底里多疑猜忌的催化下意欲整饬官场尤其是江南地方以显权威。

在此过程中，官僚君主制下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利角逐平衡的互动让我们一窥清中晚期官僚机制和通讯系统如何发生双向作用。

“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

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

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在《叫魂》前言中，孔飞力先生表示最初想要借助“剪辫案”作为清代通讯体系的个案研究。

但随后发现其所揭示的历史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显然，从本书史料的多元性和研究视角的的跨度，作者无疑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有效的讨论达到了他的意图。

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后，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宏大的社会背景铺垫。

故而在《叫魂》一书中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等经济学家的理论。

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一起，对叫魂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研究。

于此本书体现了年鉴学派打破学科间的围墙，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思想。

同时孔飞力先生引用了如《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翔实的官方档案资料，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串在全书的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使《叫魂》不至于沦为一部枯燥的研究专著，同时所引用史料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基于前述，仅在此撷取本书社会分层、社会人口流动等社会学背景的论述以资浅论。

首先，《叫魂》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大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动机、利益所驱使，对于“叫魂”事件采取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应对方式，书中写出了“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平民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极度稀缺的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则基于最高统治者弘历本人的人格特征及对其依附的以各地督抚和军机大臣等高级官僚为主的理解，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

三个阶层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同样成就了一段生动且有意义社会分层研究。

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读和应对方式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

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放眼而今，历数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阶层差异对事件解读的不同进而撕裂社会整体凝聚力的端倪。

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共事件日渐增多并借助网络通讯等媒介急剧扩大其影响。

2003年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民众恐慌情绪弥漫谣言四散。

事后，当我们反思这些现在看来近乎荒诞离奇的谣言及恐慌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差异在对这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解读的影响。

以源头广东省为例，2003年2月11日，全省共发现病例305例，5例死亡。

一时间，各种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四处散播。

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舞，如“广东流感死人”、“广东遭病毒袭击”、“广东流行‘禽流感’”、“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病毒”等，主管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有被传染的医务工作人员，先是从医院内部员工给亲友发出提醒短信，然后由这些亲友传给更多的社交群。

正月初八到初十左右，已经流传广泛。

”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这三日其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信，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

《三联周刊》引用冯鎏祥的话说：“广东有些农民以为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即‘碘’，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就开始抢购碘盐。

”其他谣言大抵如下：1、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近期必将出现短缺情况；2、外地有人打电话问广州是否有米盐油卖从而引起恐慌；3、2002年10月后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所以要买10月前生产的；4、海水受到污染不能制盐；5、盐水具有一定的杀毒、杀菌功效，广州近郊一些村镇群众不了解非典型肺炎，以为补碘就可以抵御“非典”型肺炎；6、近日海湾局势紧张，一旦开战中国物资必将紧缺，抢购风波从香港波及广州。

从2月6日起，人们的情绪变得恐慌起来，当地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醋和板蓝根，原本几元钱一瓶的醋一下子上升到60元一瓶，有的地方甚至上百元。

群众由于害怕遭“病毒”袭击而不敢出入公共场所，不敢坐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交通业、餐饮业、商业陷入瘫痪之中，整个城市到处弥漫消毒水的味道，刹那呈现出一派阴霾、萧瑟的景象，使人感到恐怖的气息。

地方政府的虽强力压制辟谣，但民众的危机感政治参与权力的稀缺，让地方政府的努力成为谣言更加肆虐的助力。

反观中央层面，直到2月8日，广东省卫生厅开始向中国国家卫生部求助，卫生部才急派专家组前往广州调查病因且毫无头绪。

与此同时，随着恐慌的社会政治影响加大，中共中央、中纪委开始直接介入，力图压制恐慌对中央政府政治威信的威胁。

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

由此可以窥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角力之剧，而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对“非典”的解读模式与叫魂危机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其次，1768年的叫魂妖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像火山爆发、熔岩翻滚一样在大半个中国蔓延，甚至影响到了乾隆政府政策的正常运作。

如此等等，不能不说跟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叫魂》一书的第二章《盛世》，作者详细分析了乾隆盛世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例如详细排列出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运用价格理论深人浅出地说明了乾隆盛世的通货膨胀问题。

他说，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稻米价格。

用萧山籍官员汪耀祖的说法是“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

”汪耀祖以为，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

一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

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

”“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

”针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加剧，底层的扩大，作者如此说道：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

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人口总量的急剧膨胀，生态坏境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零和社会”④的规律造就了大量的贫困的流动人口。

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流浪、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

”在这些流民并无现代意义上人口流动的社会生产的意义，是“儒教秩序的放逐者”，属于社会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