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整理●经典文献——Faccio (2006)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政治关联定义：——定义：前10大股东或者高管成员（CEO、总裁、副总裁、董事长或者董秘）是国会议员，首相，或者与顶级的政治家或政治团体有着紧密的关系；——变量：具有政治关联（国会议员或者首相）的公司数在该国所有公司中占比；具有政治关联（包含三种）的公司数在该国所有公司中占比。

（2）研究问题：——公司政治关联较为普遍的国家具有哪些特征？——识别出公司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建立政治关联？——公司的这种政治关联是否会带来价值增值？（3）研究样本：——47个国家的20,202个公司的样本（4）研究结论：——对于问题一：在腐败水平较高、外资进入壁垒较高或者媒体透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公司大股东或高管的建立政治关联的情况更为普遍；而在政策规定对政府官员行为设置较多的限制的国家或地区，建立政治关联的情况较少。

——对于问题二：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大股东或高管从政，其二是政治家进入到公司董事会。

作者使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公司公布上述两种情况发生时的市场反应，发现当公司通过大股东或者高管从政建立政治关联时，公司股价会显著上升；进一步，相较于一般的国会议员，如果大股东或者高管成为国家首相，公司股价上升的幅度会更大；且相较于高管，如果大股东通过从政建立政治关联，公司股价也会显著的大幅度上升。

●现有研究整理1.政治关联的度量——国外：Fisman (2001)最早提出了政治关联这一概念。

（1）最初的研究文献把企业与政府首脑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视为企业的政治关联,此种“紧密关系”指公司的大股东或高管是政府官员或议会议员的朋友,与该国的政治家或者和某一政治团体有关联。

但是此定义比较模糊，且信息比较隐蔽，不易收集和整理进行学术研究。

（2）政治献金。

由于国外的政治制度使企业可以在政治竞选中对候选人进行政治捐赠，因而早期的研究者如Roberts (1990)将对国会议员竞选时提供了政治献金的公司视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这种方法后来被Classens等(2008)研究沿用。

但是其缺陷是政治捐赠可能代表的是企业的一种政治偏好而非政治影响(Goldman et al.,2006)。

（3）Agarwal and Knoeber(2001)采用考察外部董事曾经担任美国大法官、国会议员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国防部等官员来定义政治关联。

（4）Johnson and Mitton (2003 )考察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的情况,他们认为在马来西亚存在两种政治偏袒现象,一种就是出于种族的考虑,政府对于马来族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另一种则是对于企业与官员关系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他们的文章中将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与政府官员特别是关键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5）Betrand等(2004)认为在法国只要公司的CEO是从精英学校毕业出来,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服务过或者现任高官,则认为该企业是政治关联的。

——国内：（1）Bushmaii等(2003)、Adhikari等(2006)则从股权的角度加以考察,他将企业中国有持股比例视为公司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2）Fan等（2007）将政治关联定义为首席执行官为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其中政府的范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了军队；（3）陈冬华(2003)通过计算具有政府部门任职背景的董事比例的方式,来测算政治关联程度；（4）杜兴强等（2009）则进一步提出，政治关联应该进一步分为官员性和代表委员型,二者的身份和动机有着较大差异，对公司所起到的影响也不同。

2.什么环境下公司更加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文献：（1）Boubakri, Cosset, and Saffar (2006）以27个发展中国家和14个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数据的样本，研究发现：外资所占的比例越高、公司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司法独立性越高，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低；而公司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越官僚，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高。

他们用开设新企业需要的手续数量来表示官僚程度，这种手续越多，表明进入的壁垒越严重，已有的企业通过政府来达到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的程度越大，从而政治关联越普遍。

而且，这些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很多普遍的特征：这些企业规模较大，财务杠杆较高，通常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和管制行业。

（2）Faccio（2006）（见第一部分）（3）针对中国市场，Chen, Li, and Su (2005）和Li, Meng, and Zhang (2006）研究发现，在信用市场越落后、政府的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企业越可能建立政治关联。

——总结：（1）管制环境。

一方面，Helland and Sykuta(2004)发现,政府加强对天然气政策的管制会导致天然气类的公司增加具有政治联系的董事。

另一方面,限制或禁止政治人物参与商业活动程度越高,管制环境越严格,政治关联就越少(Faccio,2006)。

（2）信息披露。

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需要披露或新闻自由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就越高。

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对政治关联的建立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它增加了政治关联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因而不利于政治关联的建立,但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也使企业的政治关联很容易被发现,因而政治关联越普遍。

Faccio(2006)的研究支持了第二种观点。

（3）腐败程度。

作为应对政治关联企业的一种措施，非关联企业更需要贿赂政府官员以保证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腐败程度越高,政治关联现象越普遍。

但是两者的关系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可能是替代关系,也可能是互补关系,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领导人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得利益,并不一定需要自身成为政府官员,两者可能呈负相关关系。

Faccio(2006)的研究证明了两种存在互补关系。

（4）司法体系效率。

司法体系效率较高的地区,政府管制的信息透明度也较高,对法律的执行也越一致,且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越严格,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和可能性降低。

Boubakri et al. (2008)的研究发现，在司法独立性越差的地区，政治关联现象越普遍。

（5）开放程度。

一国或地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越宽松,则该国的开放程度越高。

资本管制较严格的国家,本国的资本流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相隔离,从而使政治关联企业能更便利地从银行获得资本。

所以开放程度越低的地区,企业政治关联越普遍(Johnson&Mitton,2003)。

（6）企业所处地理位置。

政治人物一般集中于大城市,如果企业处于主要大城市,则企业更容易建立政治关联(Boubakri et al.,2008)。

（7）公司特征。

大型企业领导人,其政治关联的现象更加普遍(Agrawal&Knoeber,2001)。

企业的负债比例越高,为避免企业面临的破产和违约风险,越有动机建立政治关联;外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其监督管理层的能力越强,并且企业高管主要关注公司利润目标而非社会目标,他们越不愿意去接受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因而建立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低;在一些受政府管制的行业中,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更为普遍(Boubakri et al.,2008)。

3. 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好处（1）融资活动。

大量研究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融资便利。

Johnson和Mitton (2003)通过考察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资本控制的状况,得出了在资本控制条件下与总理马哈蒂尔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易于获取贷款支持的结论。

同样的，在巴基斯坦，Khwaja and Mian (2005)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获得的贷款数量是非政治关联公司的两倍，而政治关联公司违约的概率比非政治关联公司高出50％。

进一步，Claessens, Feijen, and Laeven (2007)研究发现，政治捐献能够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且政治关联导致银行将资金贷给没有效率的企业，从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这种不合理关系贷款导致两届选举期间整个国家GDP 至少0.2%的损失。

在我国政府及其实质控制下的国有大银行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格局下,政治关联同样能够带来融资上的便利性，Li等(2008)、罗党论等(2008)、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发现民企的政治关联有效的减少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在金融条件越糟糕的地区,这种现象越明显。

王雄元和全抬(2011)区分了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在对帮助被民营化的国企融资上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所以，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对民营企业的产权提供有效保护时，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不足的一种替代机制，避免或减少企业的产权受到政府官员的随意侵害，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减少银行贷款给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从而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

（2）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

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企业交的税更少(De Soto, 1989)；在企业出现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救助(government bailouts）(Faccio, Masulis, and McConnell, 2007)。

特别的，Faccio, Masulis, and McConnell (2007）分析了1997年到2002年间，来自于35个国家的450家政治关联公司接受政府救助的情况，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比非政治关联公司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救助；当公司所在国的政府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时，政治关联公司更容易得到政府救助；在接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公司中，政治关联公司不仅在接受政府救助的当年比非政治关联公司的财务绩效差，而且在接受政府救助的后两年中也比非政治关联公司的财务绩效差。

（3）投资。

张敏等(2011)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长期银行贷款,同时发现在资金到手后政治关联企业更易于进行过度投资。

但政治关联对投资可能存在积极影响,陈运森和朱松(2009)就发现政治关联能够降低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协调成本,进而提高投资效率。

（4）盈余信息质量。

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与非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明显较差。

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具有强烈动机去隐匿、转移企业的资源用于政治目的,从而导致受政府控制的政治关联企业,其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Guedhami et al.,2008)。

同样的，Chanley等(2007)、黎文靖等(2010)以及杜兴强等（2007）也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表现出较低的盈余信息质量。

（5）其他。

还有一些研究从股利政策和慈善捐赠等角度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