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是如何讲故事的
长期以来，以文献纪录片为主导的纪录片市场给人一种科普说教的感觉，缺乏人情味和故事性，而美食纪录片虽然看似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往往以区域菜式划分。

而《舌尖上的中国》则串起天南地北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美食与劳作相连，解说与故事一体，给受众一种赏心悦目、意犹未尽的感觉。

刚播出第一集的时候，就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国好故事”，总导演陈晓卿说，这部纪录片的目标观众不单止是为喜欢美食的“吃货”而创作的，观众群体锁定为普通的正常人，是以美食作为窗口，让海内外观众领略中华饮食之美，进而感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

陈晓卿说“我们要拍摄的不是名厨名菜，而是普通人的家常菜”，在表现美食的同时，讲一点故事，说一点人情，引发一点乡愁，缅怀或者回顾一下传统，体味普通中国人的人生百味，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进而思考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那么《舌尖上的中国》是如何讲故事的呢？
一、强化读图时代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力量
《舌尖上的中国》充分利用了电视影像的力量，紧紧围绕这两个层面，为中西方文化的对接、消除传播隔阂搭建平台，以便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

从视听符号的层面来说，《舌尖上的中国》采用“微距摄影”的手法，通过画面、声音、蒙太奇把美食的诱惑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可以更加直接地触发人类爱好美食的共通本性，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的进行。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舌尖上的中国》通过故事化叙事模式的运用，把跨文化传播中影像的力量发挥到近乎极致。

本来影视传播形象化的特点是擅长讲故事的，但是中国高语境文化和我国历来对文学艺术功能认识上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导致我国电视纪录片一度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画面的过于表意性湮没了“解说”应有的作用，二是用主观教化色彩浓重的解说词，割裂纪实画面。

对于纪录片而言，国际通用语言传播方式是“用影像讲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即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以时间顺序为序，截取一个个劳动者的生活场景片段向观众娓娓道来。

这种编码方式，使观众感情共鸣的产生渠道畅通无阻。

二、坚持本土文化的倾情再现
《舌尖上的中国》酣畅淋漓地再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本土文化，这种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文化差异体现在片中表现的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背后体现的人生哲学。

中西方文化的一大差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类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舌尖上的中国》充分挖掘了美食背后这种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吉林查干湖的渔民的渔网只能捕到两公斤以上的鱼，小
鱼则被人为地漏掉了，这是为了“猎杀不绝”；云南的卓玛采了松茸后，立刻用地上的松针把菌坑掩盖好，只有这样，菌丝才不被破坏，自然的恩赐才能延续……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人崇尚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

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中国人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人生哲学：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舌尖上的中国》把美食的展示与人生哲学的揭示水乳交融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如片中的如下解说词：五味使中国菜的味道千变万化……五味最佳的存在方式是调节与平衡，这不仅是中国历代厨师不断寻求的完美状态，也是中国人在为人处事甚至在治国经世上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三、树立“求同”的主体诉求
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舌尖上的中国》树立了“求同”的主体诉求，即在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特殊性、差异性的基础上，注重触发人类共通的情感，引发观众共鸣，使作品具备更强的普遍性和人类性，具体体现在作品对普通劳动者的赞美以及对美食记忆中亲情、爱情、乡情的渲染。

当今世界，人们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热爱劳动应该是人们具备的美德，不劳而获者应被唾弃和鄙视。

《舌尖上的中国》不遗余力的对我国普通劳动者的讴歌和赞美正是触碰了人们这根感觉的神经。

这里有凌晨3点就出发寻找松茸的单珍卓玛母女；有一次做700个黄馍馍的老黄……《舌尖上的中国》还描述了劳动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趣味横生的细节，如72岁的居长龙用快刀把柔嫩的内酯豆腐切成细如发丝的豆腐丝……种种劳动中的奇迹，让观众对普通劳动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舌尖上的中国》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其中表现的与“家”相连的美食，以怀旧的方式，唤起观众珍贵的、难以忘怀的关于亲情、爱情、乡情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感受。

这里有村宴中乡亲邻里济济一堂的乡情；有独具妈妈味道的焖面……给观众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以做豆腐球为生的姚贵文夫妇，妻子说丈夫“没有优点，又懒又笨”，而丈夫评价妻子说“你全部是优点”，看似调侃的话语却透露出二人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深情。

总之，《舌尖上的中国》运用影像的力量营造了一场文化视觉盛宴，它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传媒界逐渐扭转国际跨文化传播市场“西强中弱”的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