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
一、作者与书籍简介
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2年和1952年分别获得伯克利克里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加利福利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46年至1982年间曾先后任教于伯利克里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赖斯大学和剑桥大学。
1982年，他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在校经济系任亨利·R·卢斯讲座法律与自由教授。
此外，他还担任过《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学会会长、经济师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
这部书是注重于“史”还是“论”？《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出版可谓是一书激起千层浪。
不过，这篇论更注重的实史——历史的史实，而诺斯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则更注重论——历史的理论。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执牛角、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触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与其说，该书是对经济师进行细致缜密研究的专著，还不如说是一部洋洋洒洒、高屋建瓴的史论。
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也没有经济始终的数量研究方面的具体研究的新成果，但他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因为他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根基与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去重新阐释历史。
二、本书概况
顾名思义，看文章更是得如此，要想对一本的总体意思、中心内容有准确的把握，首先有必要对题目进行推敲与研究。
在对《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进行阅读的时候，我我们首先度需要对其中一些概念进行厘清，以保证对文章的中心把握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偏差。
首先体制不同于制度。
体制一般指系统，如我们惯用的的说法中常会说“资本主义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其所涉及的是一个有机系统，而并非指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制度，则是被设计出来的规则、程序以及内心层面的行为规范等。
体制是与外界相联系，而又在内部有着层级、功能分明的有机体；制度只是强调侧重于执行方面表现出来的程序、规则、过程等。
制度和体制是针对程序和系统的不同研究，在一个系统的内部不同领域各有其相应领域的制度——如思想道德层面有思想道德的制度、行为层面有行为层面的制度。
以科斯教授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中的制度，强调制度学中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行为层面的关系。
诺斯分析观点是认为制度的变迁是历史演进的源泉。
从这种观点出发与马克思强调的制度指生产关系得出不同的结论，将农奴现象归因于民族国家的兴起、人身自由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兴起。
第二次产业革命则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带来的渐进性的结果。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引入了产权、实施产权的单位、决定观念转化为行动的意识形态，通过“产权”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史。
由于制度的表现形式和领域的多样性，故称之为结构，即经济框架；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即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本书名称为“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印证两次革命的产权制度的根本推动作用。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有效的竞争应当是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伴随对于产权进行明确的确定，这将有助于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诺斯对制度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多大创新，几乎是继承。
但是，诺斯认为国家不是“中立”的，提出国家的“暴力潜能说”认为国家作为产权的实施单位，可能为公民服务，也可能利用此位置来剥削和掠夺被统治者，国家具有暴力潜能。
并且，国家的三个特征：a为取得收入而以一定被称之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与公民交换，b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不同的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c面临其它一些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在自己期望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与社会要求的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形成了矛盾。
也正是由于此原因的冲突，甚至对抗行为的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亡。
此书分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理论。
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理论为继制度主义基础上的创新部分。
本书首先提出一个基本假设，人们面对普遍存在的稀缺性这一事实，人们作出反应他们欲望、需要和偏好的选择。
这些选择是在丧失机会的情况下做出的，追加工作的同时带来的机会成本是闲暇时间的丧失。
这种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定理假定个人对收入、闲暇等等的偏好有一个稳定集，因此边际选择的做出（即当一个人决定多工作1个小时时）意味着一个人对所得（更多的收入）与所失（闲暇）的权衡。
这种行为定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也由此带来，决定生产力的相关要素的重要性，决定产出的资本存量包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知识。
在这种条件下，总产出与人均产出之间的增长取决于储蓄率和人口的增长。
如果储蓄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将产生证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新古典主义在解释世界是和谐的，制度并不存在，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
这种模式有一个假设前提是个人在边际上完全能获得投资的社会收益。
为了使这个嘉定城里，产权被充分地界定且其没有行使成本是必要的。
这样的条件又从未有过。
新古典主义的其他三个假设也是需要制度作为基础的。
科斯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
理论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极力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是是产权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
基于人们寻求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平衡从某种曾度上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所涉及的层面又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古典主义所做的假设是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交易成本为零，所以新古典主义下的逻辑拓展，认为国家在其中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具有“乌托邦性”。
而令人满意的企业理论将对国家理论的建立做出重大贡献。
同样，面对搭便车问题，新古典主义也存在局限性。
通过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假设进行的梳理虽然展现了它存在前提与局限，但是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制度主导下结构与经济之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又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前提与框架。
前提即，考虑到交易成本问题；框架，即与政治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相关性。
能够对现实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有一些指导的意义。
在经济条件中。
我们假定个体追求任何与所有的边际上实现最大化。
这样，通过对行为进行一定形式的约束，人类的组织成为可能。
而与行为相伴的，对行为的约束包括禁忌、规则和戒律；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宪法。
这些规则的设计都要考虑可见的服从成本。
所以现存的考核技术、执行费用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都被纳入规则制定的考虑中。
第一次经济革命产生了国家，建立起经济秩序的政治约束以及超越部落狩猎与采集单位基本需要的专业化扩张与劳动分工。
在职业分工大粮仓形成以后，国家仍然具有个人交换的特征，而且它的局限性是有技术存量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军事技术的重大发展导致了国家规模的增长。
当统治者面对着国家间普遍存在的竞争而被改变产权和政治特权已获得一个可行的军事秩序时，对军事技术的需要导致了国家管理方式的改变。
随着国家规模的增长带来的是代理费用的增长，以及为从较大的政治-经济单位中获取收入而设定规则与服从程序的制度创新费用的增长。
第二次经济革命所带来的专业化的收益造就了20世纪西方前所未有的高生活水平。
在资源型组织的管理结构和规模方面的重大改进之在没有相应的交易成本提高的情况下获取专业化收益。
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稳定结果来自有新职业和地域分工所构成的新环境中各个不同团体机会成本的改变。
从职业分公众所变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变化强化了从民族（地域）差异中产生的各异的意识形态。
在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监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根源，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核心。
这本书试图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由此及彼的。
这一论点如果是有价值的，那么他还未重新评价关于我们时代经济运行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作为约束演变理论而被接受的经济是不仅要解释过去的经济实绩，而且要为现代社会科学家提供有关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解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