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朝的礼仪制度大全汉代朝仪制定者孙叔通叔孙通在历史上最大的名气大概是因为他给刘邦制定了朝仪。

朝仪这东西是用来规范礼仪的，对于西汉那些建国功臣们来说，要制定这，比上战场杀敌立功难。

孙叔桶本来是项羽的部下，但是随着项羽和刘邦的交战形势看来，项羽是注定要败的，于是叔孙通就投降了汉军。

队列变了，而叔孙通的官职没变，他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负责举荐勇武之士为汉军争夺天下。

刘邦统一天下，尊为皇帝，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

叔孙通得知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具体过程很繁琐，大致讲来就是天不亮，谒者到现场主持，依顺序进殿，东西分站，侍卫武官沿台阶布岗戒备，手拿武器。

跪拜礼仪的初成司仪发出警示：皇上驾到!刘邦坐御辇，谒者引亲王以下，按年薪多少爵位高低依然跪拜皇帝，朝礼完毕后，不许抬头看皇帝，祝酒时，按高低依次向刘邦敬酒，规定不许喧哗，不许粗鲁刘邦倍感兴奋，过足了皇帝瘾。

要是没有叔孙通的这个礼仪法，刘邦的乐不可支可没那么容易达到。

从此以后，见皇帝就要下跪，当然，这时候的跪还只是把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就可以完成，不象满清时期，整个人都趴下去了。

这这就是跪拜礼仪的由来，从那时起跪拜礼就一直延续了好久。

直到近代这种礼仪才被取消，这也算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志性礼仪。

跪拜礼仪的初成只是为了满足刘邦当皇帝的瘾，而到了后期，特别是清朝时期，跪拜礼仪发展成了一种奴隶式的屈服，若说刘邦享受的是天下臣服的快感，那么清朝皇帝享受的则是天下人皆屈从于我的唯我独尊的奴隶主感觉。

近代又废除了跪拜礼，实际上去废除一种奴隶制，将人们的奴性根除。

虽然跪拜礼的初始并没有太大的屈辱意义，但是仍旧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废除跪拜礼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

汉朝令人敬仰的原因虽然在汉朝数百年后另一个同样由华夏民族建立的伟大帝国大唐，在世界上似乎具更为深远的影响，但《帝国兴替启示录汉白日薄西山》的作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兴无指出，作为一个全然由华夏文明自身孕育出来的伟大王朝，大汉帝国才在最深的层面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全部历史。

汉帝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郡县制。

虽然早在春秋晚期就已萌芽，在秦朝已被正式推行，但郡县制是在汉朝开始完善，并第一次真正扎下了根。

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反封建革命。

今天的西方国家认为，一个近代国家的标志是没有世袭，没有宗法血缘，国家机器向全民开放。

对于中国，这一历史早在两千年前的汉帝国就已经开始完善。

帝国的创立者高祖皇帝本身就是一个无赖，而不像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的那样，是天的儿子。

与此对应，试图向汉朝皇帝兜售政治理想的诸子百家也大都出身寒门。

这的确是史无前例。

柳宗元的《封建论》指出，汉朝分封诸侯之初，郡县和诸侯国各半，却有叛国而无叛郡。

后来继续沿袭郡县制的唐朝，则有叛将而无叛州。

因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这一成功的政治制度为何承自秦却功在汉?徐兴无认为，在文化上实现更新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表示了尊重，是汉朝让郡县制完美起来的原因。

与郡县制相辅的文官制度、中央集权和中央与地方两级制度的建立，同样是从汉朝开始完善。

即便是后来漫长的历史中其他民族入主中原，那也只被看作是不同华夏民族政权的更迭，因为他们尊奉的文化都是华夏文明。

在著有《汉武帝传》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生明先生看来，汉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在四百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汉武帝收复了北匈奴占领的秦朝故土，统一了两越，其领土除了今天的西藏和东北部分区域外，几乎包括现在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超过前朝秦朝一倍之多。

尽管此后政治上的分裂和统一又反复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整合运动始终没有停止。

大汉帝国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

中国的文官制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理想，通过对人才才能和德行的考察，而不是出身与地位，来吸引政府人才。

这一制度几乎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采用。

汉朝的理想虽然在几百年后由于它的灭亡而暂时中断，但是后来历代的继承者都敬仰汉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

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

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

事实上，汉朝之后的中国历史，基本上由大汉帝国的成就所确定--从起源于有限的华北平原的商朝开始，中国政权和版图到汉代时已经扩大到包括了现代中国边界内的大部分地区。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文明的传统模式也已经确立，那就是在此后20世纪中一直坚持不败的模式。

这正是大汉王朝的光荣所在。

他在两千年的历史深处俯视着他所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这个伟大民族。

大风起兮云飞扬:帝国初年的艰难公元前195年10月，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刚刚平息了淮南王英布的叛乱。

汉高祖刚即位时，在当时首都洛阳南宫的一个庆功宴上，曾与手下功臣将领讨论过得天下和项羽失天下的问题。

在他看来，成功失败，全在用人。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给前方运送军粮，我比不上萧何;统领百万大军，开战就打胜仗，攻城就能拿下来，这一点我赶不上韩信。

此三人乃天下豪杰。

然而功臣在天下平定后面临的兔死狐悲的命运，似乎永远是一个终极问题。

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在刘邦的猜疑中先后被诛，淮南王英布被迫叛乱。

当刘邦亲率大军击败英布后，边境危机又接踵而至。

汉朝虽然取强秦而代之，但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和亡秦一样，实在尚未可知。

在返回首都长安路过故乡沛县时，刘邦在沛宫摆下盛大酒席，宴请故人亲友和沛县的父老子弟。

旧地重游，回顾半生戎马生涯的刘邦不禁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正如翦伯赞在《秦汉史》里说: 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

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开国的汉朝国力衰弱，百业凋零。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 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

《资治通鉴》描述当时的状况，甚至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

不过当过亭长的开国皇帝似乎能够忍受这一点。

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通过暴力创建的王朝，从开始便表现出不凡的气象。

在接受群臣的建议后，高祖将首都从最初的洛阳迁往长安，依靠关中险要的形式高屋建瓴，向东控制天下，从此无后顾之忧。

之后汉高祖命故秦博士、儒生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以确立天子威严。

面对匈奴的威胁，以武力夺天下的汉高祖也决定还以颜色。

尽管今天的研究显示，匈奴从人种学上也许不同于汉人，但汉朝司马迁在《史记》里却记述，匈奴人认为他们也是炎黄的子孙。

在汉朝人看来，匈奴和汉只是夷夏之别，这种思想在《左传》中已有反映。

在秦始皇的年代，甚至出现过一则亡秦者胡的谶语。

为此拥有强大武力的始皇帝修建了长城和从咸阳到阴山的直道(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这两个浩大的工程。

为了防外患却导致了内乱，这对于新科的汉朝同样是个难题。

自匈奴汗国崛起开始，中原政权此后两千年间的外患几乎全部来自北方。

如何解决内忧和外患，决定着百废待兴的新王朝的存亡。

文景之治:韬光养晦的年代汉高祖刘邦去世前曾吩咐手下人杀白马，要大臣们歃血为盟，起誓未来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

违背这个盟约的，大家共同讨伐他。

这就是白马盟。

显然，异性王的剿灭并未让刘邦对内政放心。

所幸在吕氏试图夺取江山时，当年誓盟的将领在太尉周勃的率领下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高祖之子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在位数十年间，虽然汉王朝对匈奴采取防御与和亲并重的方针，但每次和亲只能维持数年和平。

汉朝边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卧，将吏身被甲胄而睡。

大臣贾谊为此痛哭不已，建议汉文帝要猎猛敌，全力对付匈奴。

大臣晁错上书汉文帝陈述防御匈奴的战略筹边策。

晁错认为，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因此要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

整个文景时代，汉朝通过郡国兵和屯田兵组成边防部队，防御匈奴的进攻。

通过迁徙内地人民充实边疆，建筑城邑，高城深垒，稳固边境。

采用晁错的建议，以夷制夷。

赐予归附汉朝的胡、义渠、蛮夷部署以汉朝精良的武器，利用他们与匈奴类似的骑射能力和风俗习惯，会同边境的汉朝部队，共同守卫边疆。

面对匈奴的多次袭击和大举进攻，汉朝的策略虽然只能做到将匈奴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但还是保证了内地中原地区的安宁。

如此同时，文景两代皇帝都采取了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方针。

不但奖励农耕，宫廷还提倡节俭。

半个多世纪农业文明的发展让汉朝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繁衍出众多的人口。

文景两朝皇帝崇尚黄老哲学，以无为治理天下。

对内减免严苛的制度，对外采取容忍的外交策略。

让汉朝在建国初期内忧外患中得以安然度过，史称文景之治的两代朝廷，成为汉朝的走向强盛前韬光养晦的年代。

然而在匈奴的铁骑威胁下，帝国开国年代一个错误的决策在多年孕育后，却险些在国家上升阶段带来致命的危机。

大汉帝国内部三十九郡几乎占据了帝国领土的大半。

与之相比，皇帝直接统辖的不过十五郡。

高祖当年为了稳定刘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辅佐中央。

然而血缘从来就不能避免为权力进行的杀戮。

同姓诸侯王可以掌握军队，任免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逐渐形成内部的割据状态。

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决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则必将制大权，以逼天子。

汉文帝采取剖分王国策，将数个大国一分为数国。

并任命自己的儿子刘武为梁王以控制中原。

但这些策略却适得其反，使诸侯王与帝国中央的积怨越来越深。

当晁错在景帝时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诸王的领地和实力时，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终于联合楚、赵、胶西、胶东、州、济南等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

在任命当年为汉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主将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得以维护。

选择儒家:政治理想的寻求然而尽管汉朝承秦制，但秦的败亡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教训。

秦朝的败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层的原因在于反传统反封建的同时却缺乏政治理想。

短暂的秦帝国在用法家制度统一文字、钱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却未能统一帝国内部辽阔土地上的文化。

法家在摧毁了秦帝国精英文化(焚书坑儒)的同时也试图摧毁平民文化。

在今天湖北发掘的秦墓中，一个叫禧的秦朝官员的竹简档案，记载了秦朝断然试图统一全国风俗而遭至各地父老抵制的历史。

这些父老正是支持汉高祖刘邦起义的主要力量之一。

他们类似西门豹在河伯娶妇中痛斥的愚民，却是乡间宗族的领袖人物。

汉帝国明智地选择了黄老和儒家思想较富人性的道德观，使法家的严酷得到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