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西洋
楼
意大利教士郎世
宁
巴洛克的影响 : 高大的建筑、雄伟的大理石巨柱、以及富丽 的雕塑，庞大的主楼及其美妙的雕塑令人惊叹。

欧式巴洛克建筑的柱子、门窗、走廊等等，特别有赖于绘画 与雕塑技能。

文艺复兴影响：长方形建筑
欧式喷泉
洛可可（ Rococo ）风格：建筑的明亮窗户 西洋楼室内装潢：玻璃窗、地板、时钟、吊灯、花坛、油画 等红色砖墙围绕，耀眼的唐式彩色琉璃瓦 东方格调：太湖石与竹亭 对于水池、花草、树木、堆石等处理也很协调，赏心悦目。

欧式大楼配上唐式彩色琉璃瓦，有点像洋人戴瓜皮帽。

宫殿式的大楼对称，没有单调乏味之感。

多姿的中式飞檐增添了动感，而屋檐上彩色雕画更具美感。

各区的通道无论是桥梁还是环廊，使整区融为一体。

千年建筑文化的精华。

当园之盛时，不愧是 “ 万园之 园” ，今残留的图片与纪录犹可唤起昔日荣华的记忆。

水动力专家蒋友仁 设计师、工程师与工匠巴洛克建
筑群 法国式：方外观的柱子 室内装潢颇与凡尔赛宫相似，
汪荣祖 圆明三园极大部分是中式庭园设计，为吾华二
西洋楼位于乾隆皇帝扩建的长春园北端，这一长条西洋式建
筑坐落于整个圆明园之中，相当特别。

中国受到外国建
筑的影响固非新鲜事，如唐朝时的中亚影响，以及蒙元时期北京的基督教堂，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更多见洋楼。

然而，大型西洋建筑群出现在中国皇家御园，却是前所未见的。

乾隆兴建西洋楼，主要是因为对西洋大喷水池的兴趣。

喷水装置在中国并不陌生，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 水木明瑟” ，就是为了享受喷水的乐趣，但是中国在之前从
未见过如此庞大的欧式喷水池结构。

而西洋楼的兴建，若没
有西洋传教士主导，无以完成。

意大利教士郎世宁
Father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设计欧式喷泉以及搭配的巴洛克建筑群，是兴建西洋楼最主要的人物。

他生长于北意大利，虽受到文艺复兴时代巴洛克文化的影响，但毕竟是一个画家而不是建筑师，所以除依赖书本上的模型外，尚须找水动力专家蒋友仁（Father Michel Benoit 1715-1774 ）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知识的教士们相助，当然更有许许多多中国设计师、工程师与工匠参与其事。

西洋楼建筑群自西向东包括谐奇趣、养雀笼、花园门、迷宫、方外观、
先后完成。

据蒋友仁说，当乾隆皇帝见到第一座西洋楼出现眼前，甚为喜悦。

西洋楼建筑群，特别是谐奇趣、方
外观、海宴堂三大建筑，高大的建筑、雄伟的大理石巨柱、 以及富丽的雕塑，凸显出明显的巴洛克的影响；不过，巴洛 克不是唯一的影响，如海宴堂的主建筑固然是巴洛克，但其 周围的长方形建筑文艺复兴多于巴洛克。

方外观的柱子分明 是法国式的，许多室内装潢颇与凡尔赛宫相似，然而有些建 筑的明亮窗户又像洛可可 （Rococo ）风格。

耶稣会士在圆明 园中所建立的显然是一群大杂烩式的欧洲建筑。

除了欧式设 计与建材之外，也增添不少东方格调，如太湖石与竹亭等。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红色砖墙所围绕的西洋楼楼顶，呈现耀 眼的琉璃瓦，与隐藏在墙外树后的西洋楼，好像故意要与中 国风格的圆明园切割，以免有不协调之感。

西洋楼室内装潢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法皇路易十五赠送的高布尔织品，上面有 法国美女图像。

然而仍不免迁就中国品位，如伴随欧式喷水 足以称道之处，如宫殿式的大楼对称得很好，没有单调乏味 之感。

多姿的中式飞檐增添了动感，而屋檐上彩色雕画更具 美感。

各个小区庄重宁静，来往各区的通道无论是桥梁还是 环廊，使整区融为一体。

庞大的巴洛克主楼及其美妙的雕塑 令人惊叹，对于水池、花草、树木、堆石等处理也很协调，
赏心悦目。

当巨型喷水池喷水时，既可悦目，又能悦耳。

所 诸如玻璃窗、 地板、 时钟、 吊灯、花坛、油画等等都很西式，
池的巨型裸体像，就不可能出现。

西洋楼的建置颇有
有的建筑在一狭长的空间里，洋溢着美感。

不过，若
从较为严格的眼光来观察，耶稣会教士业余的想象力多少缺乏专业训练，职业建筑师不太可能认为是欧式建筑的精品，著名建筑学专家刘敦桢就不认为西洋楼应该出现在圆明园内。

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庞大雄伟的巴洛克建筑显然与精巧玲珑的中国庭园并不搭调。

这也许是为什么西洋楼被安置于长春园北边的“ 边缘地带” ，并隐藏于林木之中。

就此而言，西洋楼与圆明园其它景观并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有点像人面狮身的结合。

欧式大楼配上唐式彩色琉璃瓦，有点像洋人戴瓜皮帽，很不协调。

此类不雅观可见之于今日珠海的圆明新园，新建的若干西洋楼建筑使人想起狄斯尼乐园( D isneyland )，看起来有趣，但俗不可耐。

圆明园西洋楼可说是中西合璧，但合璧得如何，尚有商榷的余地。

洋楼设计得好坏，不能全由耶稣教士们负责。

郎世宁是最主要的设计者，他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艺术技巧来设计西洋楼。

他虽是画家，却是一个通才。

他的艺术才能也有助于庭园设计，在中国的园林设计传统中，画家往往是很好的设计家。

欧式巴洛克建筑的柱子、门窗、走廊等等，特别有赖于绘画与雕塑技能。

但是郎世宁的艺术才具不得不受制于乾隆
皇帝的品位，传教士们投皇上所好甚于设计的完美，使皇上高兴甚于展示自己的才能。

乾隆皇帝亲自查看每一张蓝图，
能。

并提出改动意见。

为了满足皇上的需求，必定会扭曲欧洲风格。

乾隆皇帝具有文化素养，留下大量的歌诗与书法。

他又
有极大的造园热情，他在位时，是圆明园最光辉的时期。

但他对西洋建筑并无真正的兴趣，仅仅是爱好庞大的欧式喷水池，而喷水池对他而言，主要是为了娱乐而非美感。

概念之异并不那么容易沟通，乾隆为了维护中国价值，绝对会牺牲西洋品位。

如果我们说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兴建西洋建筑，不如说试图将西洋建筑纳入中国文化与美感环境之中圆明园西洋楼景区，不管如何评价，都值得永久保留。

但不幸为外国侵略军所毁，至于英法联军统帅额尔金 (Lord Elgin ) 为何在焚掠圆明园之余，也不放过西洋楼？其心态与动机仍然难以解释。

他为什么不留下西方文化的一点实物？难道他不喜欢有点中西合璧的楼群？事实是他将西洋楼与圆明园
起烧了。

由于西洋楼的石料建材不像中国木制结构那样容易被烧光，残破的西洋楼群屹立在原址上为时颇久，然而经过八国联军的再度摧残以及清政府垮台后失于保护，经不起
时光的侵蚀，逐渐消逝，至今只剩下一些断石残砖，供人凭成为既往沧桑的“ 象征” 。

象征的存在令人难以忘怀历史的遗恨，启发后世的深思。

我曾于春雨里以及秋风中多次徘徊于遗址之上，在微尘间念古思今，眼前呈现悲剧式的美感，涌现强烈的历史意识。

我觉得在遗址上重建圆明园是不必要的，不仅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的，如果手艺难以符合过去，反而难堪。

至于为了重建而抹去刻骨铭心的象征
吊。

圆明园遗址上的残迹，以西洋楼景区最为显著，
九章》等，现居台湾。

圆明园焚毁至今，遗址所见唯有西洋楼的残迹，难怪若 干外国学者如艾当（ Maurice Adam ）与史景迁
JonathanSpence ）均误以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

西洋楼 既然是耶稣会士所设计建造，于是也有人误以为圆明园为外 阳近著《昔日夏宫圆明园》 （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其 实，清朝五位皇帝从未视之为夏宫，而是他们一年之中最主 要的住所，承德避暑山庄才是夏宫。

与记忆，更无必要。

◎汪荣祖，历史学家，著有《史学
国教士所建。

其实，西洋楼仅是圆明园中 长春园的一小部分。

外国人也误圆明园为夏宫， 中国作者有时也以讹传讹，如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