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有限,且多受到工资级别限制,因此社会贫富差距总体上不大。
不过经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社会财富总额呈现天文数字的增长,同时人们的收入来源也多样化(包括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而社会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则有所缩小,故社会贫富差距明显拉大。
由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一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中央领导提出“提高中间群众生活水平”和“实行精准扶贫”都可以看作是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相关举措。
鉴于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复杂,仅靠若干几项措施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因此有必要对造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加以细致分析,以提高制定政策的针对性。
1. 造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造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如:◆因城市居民搬迁补偿不到位和农民工进城落户受限造成的城市化贫困问题;◆因工业征地导致农民失地以及矿区开采地下沉降导致的工业化致贫问题;◆因产业结构和国企改革导致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因地方政府不履行职责造成的水污染和土地污染的环境致贫问题;◆因资源枯竭导致老工业化城市发展乏力和职工收入下降问题;◆因医疗费用高启和医疗改革失败导致的患者负担过重和医务人员收入缺乏保障问题;◆因远离工业和经济发展中心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几十年没有变化的原生态致贫问题;◆因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瓦解(如人民公社解体)导致的原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被破坏问题;◆因流浪人口管理粗放、弱势群体保护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边缘化群体社会关爱缺失问题;◆因教育不公平以及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致贫(毕业即失业和欠学费贷款)问题;◆由于对农村基层干部监督不力导致的腐败致贫问题(官员贪污扶贫资金)和扶贫失败问题(官员将扶贫作为政绩做表面文章);◆因政府对于股市的泡沫化和网络监管不到位导致的的投资者血本无归问题;◆因全球化分工导致的来料加工企业员工收入水平不得不保持较低水平问题;◆实行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其它企事业单位改革后相关人员的名义收入增长缓慢障问题;◆因市场经济不健全和对政府权力监督不到位,导致与各级官员存在瓜葛的人员钻国家政策空子一夜暴富,或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贿赂造成的隐性收入远高于名义收入等问题。
总之,造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既与分配不公有关,也与地区发展程度不高或发展缓慢有关;既与外部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有关,也与体制转型不到位有关。
因此如果政府出台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措施没有针对性,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和最终实现普遍富裕。
2. 导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体制性因素如果说贫困问题的存在主要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存在关联性的话,那么分配不公问题则百分百属于体制性问题。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分配模式改变导致的收入拉大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完全(无限制)的社会分享模式(即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免费分房)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部分(有限)的社会分享模式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产生了正负两方面影响,即实行按劳分配克服了平均主义分配机制的弊端激发了社会生产率增长,但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有市场竞争能力者(如外企高管或技术骨干)收入与普通民众拉开了差距,且政府却没有更多的办法能补这种差距。
(2)多种收入方式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除了正常的按劳分配方式外,改革开放后由其它途径实现的收入也占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当比重。
这种非劳动性收入(如房租、入股分红等)收入对于生产或生活资料原始状态不同,或信息渠道来源及准确性不同的人群来说,影响差异较大。
例如,发达地区或靠近原有计划经济资源分配中心区域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占有发展优势,而原有的欠发达地区和远离政府资源分配中心的区域人群来说难以获得社会发展优势。
尤其是在行政性资源转化市场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后者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
即使是中央政府也很难采取措施来弥补这些先天不足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
(3)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有甩包袱之嫌在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对改革和市场经济作用(社会竞争机制)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导致各级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注度和扶持力度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
这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往往从如何减轻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负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扶持社会竞争不利者的角度出发。
政府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如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更多地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下功夫,但在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措施方面则缺乏相应安排都属于这种情况。
正是由于政府出台改革措施主要注重的是激励各类社会行为主体在市场中的活力,因此在分配制度改革和福利制度改革往往是采取减法,最终将社会弱势群体(如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村孤寡老人等)推向了在市场竞争难以生存的境地。
由于将效率原则凌驾于社会公平原则之上,中国的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定位偏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有些做得甚至还不如西方福利国家好,最终导致许多改革措施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甚至遭到抵制)。
(4)对基层政府落实中央政府政策监督不力即使中央政策虽然出台了某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政策(如扶贫政策),但由于相关的监督措施不到位,使得相关政策措施难以在基层发挥应有的效果。
各级地方政府往往有选择性地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地方有利的政策就执行,对地方不利的政策不执行,即使执行了也往往被扭曲了。
扶贫工程变成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工程,但对改变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有限就属于这种情况。
(5)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估计不足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们只看到市场经济这只“隐性的手”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没有重视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因此不能事先和主动地克服市场竞争机制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主动扶持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举例来说,科技体制改革后科技人员的工资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不仅远低于相同级别官员的水平,且不如建国后实行的高级知识分子收入水平(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月收入能够达到600元,高于部长)。
目前普遍实行的“三元收入结构”更是使得科技人员的收入失去了稳定性,引发了各种急功近利和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
(6)官员腐败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现象恶化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健全(如银行体制至今没有放开),市场监管体制不健全(以证券市场为代表),信用体制不健全等环境下,政府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敛财是轻而易举。
权钱交易机制最终造成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财富流向了与各级官员联系的各种人群如行贿者、官商间的牵线搭桥者、官员的亲朋好友以及打着外商旗号的“假洋鬼子”们,并主要通过政府投资项目,计划额度分配,市场垄断现象,甚至政府官员直接下海等形式实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中央政府有心无力,地方政府放放空气,基层民众难出怨气”形容的就是这种局面。
3. 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基本原则鉴于造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象的原因太多,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避免就事论事,而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即应把握标本兼治、点面结合、长短结合、统筹规划和国内外兼顾的原则。
所谓“标本兼治”是指,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不仅要解决一些看起来十分明显的贫困现象(如减少贫困人口总数),也要解决导致这些贫困人口出现的根源性、体制性问题(如建立良性的发展机制和有可持续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所谓“点面结合”是指,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不仅要针对特定的人群如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也要解决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如全民免费医疗和全面免费教育问题。
所谓“长短结合”是指,既需要制定一些短期的脱贫目标如2020年前消灭农村贫困人口,也要制定一些可能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缩小基尼系数。
所谓“统筹规划”是指,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不是一个部门(如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而是涉及所有政府部门的工作,并且不是一个地区政府的职能,而是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都有义务分担的工作(如流浪人员妥善安置和服刑人员子女的生活教育问题等)。
所谓“国内外兼顾”是指,考虑到维持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即来料加工)和逐步转型为创新强国需要有一个过程,以及吸收国外解决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措施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因此必须在维持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与提高社会公平度之间保持平衡。
总而言之,只有将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做为国策才能推动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只有把政府工作的关注点将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能力上和社会保障上与GDP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落实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即全体人民都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那么任何改革措施都都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并偏离改革的初衷。
4. 减少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依据解决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基本原则,本文提出了以下针对性措施:(1)针对城市居民搬迁补偿不到位的问题,可实行迁货币补偿与实物房产置换结合方案,并设立中央地方两级城市居民搬迁专项基金。
其中中央政府出资部分可从维稳资金中筹措。
(2)针对农民工进城落户难的问题,建议在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形成相对固定的劳动关系(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基础上,给予城市临时居民身份和享受相应待遇。
逐步实行农民工享受城市居民优惠待遇与缴纳税费关联而与身份脱钩。
(3)针对因工业征地导致农民失地和因矿区开采地下沉降导致的工业化致贫问题,可考虑实行类似生态移民的政策,并享受至少十年以上的生活就业补贴。
相关的补贴由财政和企业共同出资。
(4)针对因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导致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设立国企改革专项基金,除了维持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之外,还享受免费职业培训,免费医疗和子女免费上学等待遇。
能够优先接收国企下岗职工的企业可用国企职工的工资抵扣相应税收。
(5)设立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基金(可考虑用外汇储备)也解决因资源枯竭导致老工业化城市发展乏力和职工收入下降问题。
该基金的使用方式与环境保护资源区实行的财政补偿政策类似。
(6)针对地方政府不履行职责造成的水污染和土地污染的环境致贫问题,除了加大环境监督力度外,设立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的全国统一的环境治理专项基金和环境损害保险。
其中,中央财政占三成,地方财政占七成。
(7)针对医疗费用高启和医疗改革失败导致的患者负担过重和医务人员收入缺乏保障问题,除了通过深化类医疗体制改革恢复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质和大幅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外,还应制定推进全民免费医疗政策的时间表(分为10年和20年两个阶段)。
同时为了节约医疗资源,应减少过度治疗现象,并实行药品全国招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