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

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

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

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

作为的安乐死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二、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

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就一般情况讲，两罪并不难区分，但在碰遇故意杀人未遂造成伤害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时，二罪易混淆。

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

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你是反方，正方的弱点有：1 如何确保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很多垂死病人是没有语言能力或思维能力了，这个时候如何保证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同意安乐死呢？2 如何确保已经是最后的医疗手段都无效呢？医院的行医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各级别的医院都有不同，小医院治不了的病大医院可以制；国内治不了的病，国外可以治。

如果要安乐死，至少要肯定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医疗水平都无法治愈才可以，而这根本无法保证。

但如果不能保证这样，医生的行为又和杀人有什么两样？3 如何保证是病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各种情况下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用什么方法确定病人无法承受？别说病人自己说的，甭管多大点儿病哪儿疼张口都是“疼死我了”难道都当是真要疼死了？4 还是关于病人的真实意志，即便是病人同意，如果病人在进行安乐死一半的时候反悔怎么办？如果病人在有心理疾病的情况下同意的怎么处理？所以必须要保证的是病人心智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同意才可以算真实意志！但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谁能保证心智完全正常？所以这个想法从操作层面上几乎不可能。

补充回答：以上弱点都是要抓住一点就是“操作层面不可行”，即便确实合理，不管对方说得多么美好，就是“无法操作”，因为太多无法确定的因素，而这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去决定病人的生死大事？所以不能合法，就是因为“不可操作”！～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比较研究安乐死，原意是指无痛苦死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安乐死包括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狭义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减少其临终前的痛苦，受病人嘱托而由医务人员采取积极措施加速其死亡的行为。

实施安乐死是否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处罚，国际上的看法不一。

笔者主张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并不主张任意地实施安乐死行为，这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

本文分析了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异同，提出了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和必要的条件，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探讨了安乐死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法治文明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党和国家在报告中也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但到底何为法治文明，何为法治国家呢?笔者以为法治文明就是要真正体现立法精神和本意，法治国家就是指要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法律的制订与出台，并非告诉人们怎样去钻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法律追究，而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威慑力的作用。

正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医务工作者之基本权利，预防犯罪，而不是像目前在对安乐死还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就生搬硬套地认为故意杀人。

一、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安乐死”英文叫Euthanasia，也称无痛致死，是指对于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肉体的痛苦，本人或其家属要求让其安乐地死去时，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

[1]根据《布莱克法律字典》的解释，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且痛不欲生的病人用积极的无痛楚的方法杀死，这种行为被认作是仁慈之举，这便是积极安乐死。

例如给这种病人注射或喂食毒药。

人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就是指积极安乐死，在英语里又叫做“怜悯杀人”(Mercykilling)。

[2] 在我国又称“受嘱托杀人”。

在我国陕西汉中医院发生的王明成案便属这一类型。

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垂危病人停止治疗或喂养食物等，尤其指的是停止使用现代化抢救设备(如人工呼吸机)抢救病人，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前者既包含积极安乐死，又包含消极安乐死;后者指积极安乐死，本文也将重点讨论积极安乐死。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安乐死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肯定说”和“否定说”，提出了“折衷说”。

“肯定说”认为：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明知其无救治的任何希望，为免除病人的强烈痛苦，基于本人迫切要求，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的善良动机，以药物促使其安静地无痛苦地死亡，实属合情合理，理应排除其犯罪性。

理由大致有：①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人固有的权利，应尊重人的这种权利；②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③对回生无望的病人继续治疗，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于病人无补，于病人的家庭、社会也是无益的。

“否定说”认为：安乐死违反人的生存权，已经超出正当的医疗行为，而是杀人行为，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

理由主要是：①人的生命权不同于其他权益，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国家和社会，个人无权支配、让与这种权利；②安乐死违反自然精神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符合尊重生命这一人道主义原则；③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④法律应平等地保护一切人，包括危重病人的生命权，非因死罪，不能任意将人处死；⑤在现在医疗条件下，对于何为绝症，尚无法作出绝对可靠的论断。

同时医疗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今天看来是不治之症，明天或许是可治之症。

“折衷说”主张法律对安乐死作出免罪规定，同时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这些条件主要包括：①必须是对临近死期的属于不治之症的伤病者实施。

②对极端痛苦、不堪忍受的伤病患者实施。

这种场合常有紧急、迫切的味道。

③其嘱托或承诺必须是清醒时方为有效。

④其医疗的目的仅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纯为早死而实施。

⑤要由有医疗资格的医师鉴定，并以最小的方法实施。

从司法实践来看，否定安乐死的观点仍占主流，在理论和舆论上肯定安乐死的观点越来越占优势，要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一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消极安乐死不存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即无论各国是否有无法律规定，对实施消极安乐死的行为均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对于积极安乐死是否应当使其合法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却在许多国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二、将安乐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原因分析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的否定论者,他们坚持“珍视生命”和“无权让予生命”的神圣原则。

[1]诚然，生命是无价的，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的价值也是无法偿还的。

固我国刑法上对生命采取了绝对保护原则。

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

基于此，故意杀人罪主观上要有杀人之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却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

至于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而产生杀人故意并不影响杀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时应予考虑的情节。

故意杀人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凡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不论被害人年龄大小及健康状况如何，在定性上都没有医别。

故意杀人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法律只规定了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和符合条件的正当防卫杀人。

除此之外，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否定论者认为，积极安乐死具备了故意杀人罪的各个要件。

在积极安乐死情况下，虽然行为人是应病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要求为解脱病人的痛苦而为之，但这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性质，仍应属于故意杀人罪。

而解脱他人痛苦的良好动机，仅仅说明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可以作为法院量刑时从轻减轻的理由。

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前者指使用犯罪工具或不使用犯罪工具，以积极的或者攻击性的行为杀害他人；后者则是指以消极的、应当履行某种特定的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使他人死亡。

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不论其是出于何种愿望，都应视为受嘱托杀人而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处罚时可以视为情节较轻的情况从轻处罚。

[1]不可否认，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存在许多相似性。

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等。

从形式上看，这与故意杀人并无多大差别；从客观结果看，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

这两点是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最大相似性，由此也就使得对安乐死立法面临很大的担忧。

如实行“安乐死”是否违反人道主义；允许实行“安乐死”是否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允许医生为患者实行安乐死，是否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对安乐死立法后，是否能防止医生的草率行为，以及患者家属“甩包袱”等弊端。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新药物、新抢救设备的问世与普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例如一个病入膏肓、毫无知觉而又无恢复健康可能的病人，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等抢救装置，使用抗菌素等药物和人工输送营养等方法继续活下去。

但对这种病人继续进行抢救，是在增加他的痛苦，还是减少他的痛苦?这种病人有无要求停止治疗，选择死亡的权利?如这种病人已失去知觉，那谁又有权替他做出上述决定?医生听从病人的上述要求，或自行决定停止治疗负有什么法律责任?这些问题涉及到法律、道德和宗教，也涉及到人们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看法。

这些也是对安乐死进行立法所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刑法学界对安乐死问题也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连升为病人夏素文实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后，医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以此为契机，掀起对实施安乐死行为性质的大讨论。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

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