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在我国决不能合法化文/飘柔一刀
9月10日上午，湖北省大冶市检察院派员出庭，依法对黄石市首例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犯罪嫌疑人程鹏才故意杀人案进行公诉。

案情大致如下：大冶市保安镇塘湾村农民43岁的被告人程鹏才，其妻柯珍英患风湿病自2000年起一直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多次要求程鹏才让她喝农药自杀。

程鹏才购回一瓶剧毒农药，将农药灌进一空牛奶盒里，插好吸管，放在柯珍英的枕边，柯珍英喝农药自杀身亡。

公诉人认为这是一起帮助他人实施的“安乐死”案件。

提到“安乐死”，这可是一个老话题了，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国争论过无数次了。

因为“安乐死”牵扯到人的基本生命权利，在欧、美发达国家，除了荷兰，欧、美其他国家都视“安乐死”违法。

“安乐死”在我国能否合法化？一些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认为：第一，人应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就是剥夺了人的这一选择权；第二，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而且处于一种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如果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很不人道的；第三，禁止安乐死，对患者进行无谓的治疗，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

这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安乐死”在我国决不能合法化。

第一，“安乐死”违背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那怕是被“安乐死”本人苦苦哀求；第二，确定“安乐死”本人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我们不能单凭“帮助”实施“安乐死”者的一面之词来证明这是“安乐死”本人的意愿；第三，安乐死的合法化，可能导致谋杀。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目前我国道德严重滑坡，如果“安乐死”合法，某些道德极端恶劣分子，为了谋取钱财，借“帮助”实施“安乐死”为名，连自己的亲人都能“安乐”了，何况他人乎？
我国各级政府现阶段最主要的工作是加强建设医疗卫生与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杜绝或减少“安乐死”患者的数量。

目前“安乐死”在我国或明或暗地存在，我国行政执法机关一定要对这类行为的当事人予以严惩，决不能让“安乐死”这种现象在我国泛滥成灾！</b>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

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

“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

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

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由此引发了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荷兰是对安乐死实行合法化的先行国家，在荷兰每年有4000人死于所谓“合法化死亡”。

但是现在有许多老年人担心他们在医院会被医生“杀死”.
荷兰法律规定，实施安乐死有3个前提条件：医生必须首先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

只有在这3个前提均满足时，安乐死才算合法。

但是，据从医27年之久的凡·沙朗医生估计，目前荷兰仍至少有一半医生秘密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他分析说，由于报告病例的手续太过繁琐，一些医生宁愿违规操作，在不满足法定前提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不少反对者称，即使能满足法律规定的上述3个条件，考虑到重症患者的神智往往并不清醒，他们的亲属可能会出于减轻病人痛苦的角度，催促医生实施安乐死，结果一些完全有可能被救治的病人因此而“非意愿死亡”。

另外，医生也可能给未能救活病人找到“合法解释”。

他们还称，按照现有法律，只要现行技术无力回天，医生就可以劝说病人放弃治疗、自动“走上绝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医疗技术发展停滞不前。

正如一位反对者所言：“杀死一个生命并不等于治疗。

”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

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

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
选择。

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

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

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

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

我国一些学者在承认安乐死的人道性、正义性的同时，提出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质、人道意识水平尚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保障；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可*的社会保障；医界从业人员的道德状况不足以为实施安乐死提供医疗救治上的技术保障；我国的整体社会法制状况不足以为安乐死的正确与适当适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因而，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人身权法论》作者杨立新：安乐死是变相侵害生命权:
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

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