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7年第2期J.N ORTHWEST UNIVER SIT 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2.2007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丁沂璐(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摘　要]汉末魏晋,世纪末思想弥漫,究其原因,不外三点:首先,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引起了士人集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其次,汉末政治,宦官横行,党锢之祸,士林血腥,有识之士已经洞观天下将乱,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士人们的世纪末恐惧心理。

此后,黄巾揭竿,董卓乱政,军阀混战,政治血腥,战乱分裂持续了80余年,整个中原大地千里坟场,万家丘墟。

这种惨象使建安、正始文人,触景生怀,伤心绝望,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

[关键词]汉末魏晋;文人;世纪病[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7)02-0113-05西方19世纪文学中有个流行词,叫“世纪病”,即世纪末思想。

它有深刻的社会、哲理和情感内涵,是忧生、忧时的文人对天下要乱、末日将临的一种心灵感应。

这种心灵感应,在东汉末年弥漫士林,造成了知识人群深重的心理灾难。

本文拟从天灾、人祸、文学三个方面来阐述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倾听他们的忧生之嗟、暮年之叹,体验现实的残酷,感受文学的温暖。

一、天灾———大瘟疫对士人身心的戕害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曾多次受到灾荒和动乱的侵扰,每产生一次大的灾荒、动乱,就会伴随着一次大的瘟疫爆发。

而汉末魏晋时期正是大瘟疫出现比较集中的时期,历史在曲折中改写,人类对疾病有着太多的无奈。

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从公元171-185年,15年内大疫5次暴发流行,其中尤以公元182年的大瘟疫为甚。

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就是趁大疫流行,咒说符水为人疗病,才取得人民的信任,立太平道的。

这5次大疫,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其影响深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以至思想领域。

因染瘟疫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沉痛地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尤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可见这种“伤寒”的死亡率极高。

《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

”可知流行瘟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就是后来的赤壁之战,根据流行病学者的考证,让“强虏灰飞烟灭”的,不光是周瑜、诸葛亮的大火,更重要的是有“战争瘟疫”之称的斑疹伤寒。

当天下太平时,大疫不至于导致大乱,但有社会危机发生时,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

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可以说就是这些大疫直接导致的后果。

当时,对生命的忧患、对死亡的恐惧弥漫[收稿日期]2007-01-25[作者简介]丁沂璐(1983-),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到整个社会。

如《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诗所表达的: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寂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由黄巾起义到晋武帝泰始元年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80余年,在这期间,瘟疫仍反复发作,人口锐减。

千里横尸,万里白骨,文人大为哀痛。

很多人认为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是战争所致,殊不知其因并不仅是战乱,更重要的是饥荒和瘟疫。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丁未,大司马曹仁薨。

是月大疫。

”裴松之注:“贼中疠气疾疫,夹江涂地,恐相污染。

”汉献帝建安年间,瘟疫流行更加凶猛,席卷了整个中原地区。

特别是公元217年(建安22年)疫病猖獗,死者不计其数。

面对战争、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操不得不发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叹。

魏文帝曹丕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

”又说“疾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对瘟疫的无可奈何。

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瘟疫疾病加上战乱兵灾,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

由于疾病肆虐,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

例如所谓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以及当时的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四十岁左右。

正始年间,善养生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

贵族士人尚如此,平民之命可想而知。

瘟疫猖獗疾病肆虐使生存问题日益尖锐化。

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寿命,服食各种药物。

所以《古诗十九首》中才有“服食求神仙,常为药所误”的悲叹。

后来魏晋文人服食“五石散”,其实也是为了防疫治病。

而“五石散”的药性发作会影响人的性格、行为,因此魏晋名士形骸放浪、无拘无束的所谓名士风度,实质上掩盖了他们对死亡恐惧的难言之隐。

明白了这些,就能深刻理解为何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虚无主义,文学中充满忧生之嗟,暮年之叹的原因。

关于汉末大疫,何新先生在《匈奴对汉朝的生物战争及其历史后果》一文中认为,瘟疫是匈奴对汉朝生物战争的产物,汉末中原大瘟疫,就是这种战争产物的延续。

后半句话对笔者的启发很大,至于前半句,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大瘟疫在汉代之前就时有发生,且有史可查,而汉代的大疫并不是匈奴用下过蛊的牛羊使汉军染病才导致的。

历史上,人类遭受这种大规模的传染病的袭击由来已久。

从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

《吕览》说:“疠疾,气不和之疾。

”认为气候反常易发生瘟疫,至于说到大规模的疾疫,成书于秦汉之间的《内经》中就有“瘟疬大行,远近咸若”的记载。

从以上文献资料来看,在汉匈战争之前我国已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于希贤先生认为,公元1—3世纪(西汉末至魏晋)是地理环境的突变时期。

“气候变迁异常激烈,导致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的失调及震荡。

此间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会预想不到地突然出现。

”[1]连东汉医学经典《伤寒论》也是以气候不正为根据来注意接触传染的防治的。

可见,汉朝的瘟疫肆虐与匈奴施巫术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何新先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人祸———大动乱对士人身心的摧残在社会大治与稳定的时期,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帝明臣智的统治集团在主持大政;相反,在社会大乱或动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腐朽的集团把持着政权。

东汉后期正是后一种情形。

东汉末年,王权削弱,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军阀混战,瘟疫大行,“盘石之宗”不复存在。

但是统治阶级仍然是“妖童美妾充满了内庭,女乐倡优排列于深堂”[2],国家一片乌烟瘴气。

外戚、宦官、军阀,无论哪方上台,带给人民的都是灾难。

东汉桓帝在位时,梁太后临朝,朝政完全控制在外戚梁冀手里。

当时,京都民谣:“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3]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不公正。

那时梁冀专擅威柄,事无巨细,都由他决断,对此汉桓帝非常不满。

梁皇后死后,桓帝与宦官单超共谋翦除梁冀,梁氏之煊赫显贵昙花一现。

宦官单超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列侯,时称“五侯”。

此后至灵帝末年的30年间,东汉的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宦官势力达到顶盛。

宦官本是一群不学无术的皇帝家奴,他们深居宫中,与世隔绝,“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

身体的缺陷使他们面对权势比常人更贪婪。

他们只争自己的权利得失,对于治国良策根本茫然无知。

所以宦官虽为后起势力,作恶却比外戚更甚。

他们专揽权柄,朝政日乱;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兼并土地,掠夺民宅;收受货财,竞起第宅。

在宦官专权之下,东汉的朝政更加腐败,也更黑暗混乱。

东汉桓、灵之际的黑暗统治,引起了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士大夫集团的强烈不满。

他们与宦官集团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东汉末的两次“党锢”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延熹九年,司隶校尉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被遣归乡里,禁锢终身,不许作官。

第二次“党锢”事件从建宁二年始,延续十余年之久,且株连甚广,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甚至包括五服之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反映了东汉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它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败亡。

当时,关于天下要乱、汉室将亡的说法已经纷纷纭纭。

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单　:“此何祥也?”　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

天示恒象,此其应也。

”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

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　之言,其验兹乎!”(笔者按:《三国志》追记灵帝“黄龙见谯”之事,以为天下将乱,王者当兴。

后来曹丕代汉,当时人物还在,可为一证。

)又《后汉书・郭太传》记郭太言:或劝林宗仕进者。

对曰:“吾夜观乾象,昼查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

”又《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后汉书・何　传》记:初,　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汉家王朝已到了行将就木的光景,当时的有识之士已预见到了天下要亡,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于是乎,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希望天下大乱,以利于自己大展鸿图。

《古诗十九首》中“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诗句,就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思想。

然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却表现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人类希望的渺茫。

他们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朝露,转瞬若尘,于是,《古诗十九首》中就表达了他们对人生的绝望。

如《青青陵上柏》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诗句,用松柏之常青、涧石之常存来反衬人生之短暂,它抒发了对生命的这种绝望情绪。

《今日良宴会》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明月皎夜光》中“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的诗句,都通过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物象寂寥,深秋凄清,象征了汉家王朝的日薄垂暮。

于是,他们不禁发出了“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的对富贵荣华超越绝望的悲叹和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

东汉末年大瘟疫反复发作,威胁着时人的生命,更压迫着文士的神经。

他们惧怕瘟疫,憎恨瘟疫,又无计可施。

于是发出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哀鸣。

这种鸟之将死的哀嚎,体现了文士们的无助、悲凉,充满了无常绝望的世纪末情绪。

他们的朋友、亲戚都死光了,曹操说:“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令吾凄怆伤怀。

”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的描写,就表现了这种亲故罹灾,人鬼相隔的惨象。

在此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有一部分感到人生短促、求宦无望的文人,又不禁发生一连串的纵情享乐思想,“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表面上看这些诗句表现了他们放涤情志的人生享乐主义,但是,潇洒的外表下面掩盖的还是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

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探讨,《古诗十九首》是无名氏的作品,如何断定是汉末文人的创作?关于这个问题,我赞同梁启超先生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大都产生在建安时代,甚至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