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延安时期艾青的文人心态□ 张立群１９４１年３月至１９４５年９月，是艾青在延安生活的时期。
四年的延安生活，不仅使艾青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艾青的诗歌创作。
一诗人多年之后回忆时的一段话，无意中为我们了解艾青初到延安的生活留下了一个侧影。
“初到延安时，我的思想认识并不明确，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观念。
我在延安只管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是被尊重的……”［１］艾青到延安第二天，时任总书记的洛甫和中宣部长凯丰就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目的是征询艾青对以后工作和生活的意见。
当时，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两个地方，可以由艾青挑选。
艾青最终选择了丁玲领导的“文抗”，至于为何没有选择去“鲁艺”教书，“是否跟何其芳在那里有关，亦未可知。
”［２］艾青来时，正值延安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
尽管如此，抱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艾青日子仍过得悠闲自在。
在到延安不久后创作的《古松》一诗中，艾青写道——你和这山岩一同呼吸一同生存你比生你的土地显得更老比山崖下的河流显得更老你的身体又弯曲，又倾斜好像载负过无数的通路你的裂皱是那么深，那么宽而又那么繁复交错这里的“古松”当然源于某个具体所指，但更为重要的，则在于诗人的“触景生情”——在经历多年的颠沛流离，生活终于安定之后，艾青在回首往事时不禁感慨万千，这种以第二人称“你”为主人公的叙述显然是属于艾青自己的。
初到延安不久，艾青便感到在“鲁艺”和“文抗”之间存在的隔阂。
按照周扬在１９７８年４月接受美籍华裔赵浩生采访的记录，“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
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
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
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
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我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
我的思想也没有改造。
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我是反对他们的。
后来就是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五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
有萧军、艾青。
还有白朗、舒群。
”［３］显然，在周扬心中，艾青是被划分到“文抗”的阵营中去了。
周扬的这种“态度”与艾青卷入到一场与他直接冲突的笔战有关。
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７、１８、１９日，《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长篇理论批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
文章除了使用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还以带有所指的“笔法”涉及在延安的某些作家“写不出东西”的事实。
周扬的文章导致了萧军、白朗、舒群、罗烽、艾青五人参加、联名签发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的文章［４］。
依据《艾青传》中的推论，“更不懂政治”的艾青之所以同意在文章上签名，大概有两个理由：“一、他虽与周扬无直接恩怨，关系算得上‘可以’，但对他在此文中盛气凌人的口气，应该说是不满的。
二、在文章中，既然‘作家’是周扬的主要批评对象，那么，这自然也包括自己在内。
周扬打击‘一大片’的做法，无疑伤害了艾青的自尊心。
”［５］然而，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
就在五人联名的文章发表次日，萧军就收到了毛泽东的书信，信中除诚恳爱护之意外亦略含批评［６］。
显然，问题是有所指的，关于“漫谈”一事已有人抢先呈交上去，并引起了注意。
萧军接信后马上致信毛泽东，要求见上一面，并将双方的“漫谈”文章一起附上。
８月６日，毛泽东回信，言及“过几天再奉约晤叙”。
［７］艾青得知这两封信后，刹那间“恍然大悟”。
［８］１１日傍晚，毛泽东由一位警卫员陪同，亲自到“文抗”作家的宿舍里看望大家。
这是艾青第一次和毛泽东面谈，在艾青的印象中，毛泽东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与笑容”［９］，他“态度沉稳，气质儒雅，读书极多，很随意地引经据典，像朋友之间谈心般自然、周到”。
［１０］艾青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出难以言状的信赖感，“这种特异的感觉，成为他日后与毛泽东频繁交往的基础。
”［１１］“漫谈”的风波击碎了艾青对延安文人圈子的幻想。
恰逢此时，艾青又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对于父亲，艾青始终怀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
这一倾向，反映在当时创作的长诗《我的父亲》中，则呈现出某种强烈的内心冲突：一面是作为地主的父亲“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生活”，一面是他接受维新派的思想，剪掉辫子，成为《东方杂志》和《申报》的读者；一面是“家庭里的暴君”，一面是对子女的督促……回忆使艾青不禁无限感慨，对于父亲的死，他的诗既充满“可怜”，又隐隐含有某种庆幸。
在诗的结尾，艾青以开脱的口吻写道：我正带着嘶哑的歌声，奔走在解放战争的烟火里……母亲来信嘱咐我回去，要我为家庭处理善后，我不愿意埋葬我自己，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感激战争给我的鼓舞，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因为我，自从我知道了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而是那属于万人的一个神圣的信仰。
显然，艾青将“更好的理想”作为拒绝回去的理由。
从“典型”和“真实”的角度，艾青期待给父亲作一番理性的梳理［１２］，然而，“理想”与“家庭”的背离却使诗人的情感和理智之间产生了矛盾式的纠缠，这无疑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必然经历的心理挣扎过程。
但即便如此，艾青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诗作本身与当时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性。
在多年之后一篇回忆文章中，艾青曾反思：“《我的父亲》是在延安写的，那时实际上已开始‘整风’，需要写工农兵的、大众化的作品，写那个东西，当时在延安似乎不大适合。
”［１３］艾青当时的两难心境，由此可见一斑。
二对于１９４１年的艾青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通过写作达到与当前生存环境之间的“一致关系”。
《我的父亲》之后，艾青一直试图通过《古石器吟》、《雪里钻》等创作完成自身的“转变”，正如在年底艾青给一位投稿者回信中提到“一切东西，在诗人以为好是不够的，诗人必须把那他所认为好的东西更本质地去理解它。
光写着‘我歌唱’‘我歌唱’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歌唱出来，那是一种廉价的感情的抒发。
”［１４］“更本质地去理解”，意味着艾青重新思考写作问题时带有的某种焦虑，这当然也构成了艾青生活道路上新的逻辑起点。
如果说《古石器吟》更多是通过延河水畔一块钝锉石片的检视，发现、礼赞祖先的原始精神，那么，通过听取记者罗丹讲述“战地轶事”而完成的长诗《雪里钻》，则体现了艾青对战争中命运主题认识的深化：战马“雪里钻”和“我”因为偶然的战争联系在一起，一次为了完成任务而进行的奔袭，充满了戏剧性的效果和传奇色彩，其浪漫、抒情以及象征的手法，无疑是艾青努力调整自己创作的生动写照。
然而，在多年之后重新思考这首诗时，艾青却提到“我发现自己的诗里凡是按照事实叙述的，往往写失败了”，“总之，有时候根据人家讲的，可以写出好诗；有时候据人家讲的记录下来，不一定是好诗”［１５］，看来，如何思考生活、想象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困扰诗歌艺术和诗人的重要命题。
但在当时，对某种创作焦虑的释放，却构成了作品本身的内在动力。
“《雪里钻》是艾青延安时期创作中的代表性诗篇。
它似乎宣告着：艾青已在向表现新世界的人间性和明朗性作转变——而这也正是艾青想反映新人新世界必须跨出的一步。
”［１６］上述的另一种“解读”，或许正是当时艾青心态的有效注脚之一。
但无论如何，以“他者”为主人公或者听从“他者”讲述而完成的写作，似乎都无法满足此时艾青的写作。
为此，我们有必要注意艾青在稍后《秋天的早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４日）一诗中对乡村题材的“回归”，以及《强盗与诗人》（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３０日）最终转向内心的关注。
在后者弥漫游侠与革命者气息的描写中，“我”年轻时因“人间的混乱和不平”而幻想“到群山里做一个强盗”，与“什么时候起／我被叫做‘诗人’的？／想起来真要哭泣！”之间的矛盾，似乎只有通过——但愿“诗人”和“强盗”是朋友当我已遗失了竹叶刀的时候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
才能得到解决。
这种关于“强盗与诗人”同时又是“诗人与战士”的认识，深刻地反映了此时的艾青已经开始触及“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由此联系艾青在不久前为《古元木刻集》作序时所言的“作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和旧艺术之间的基本对立的精神，是前者始终是依附于人间生活的真实的基础上，而后者却依附于空想的，伪饰的，浪漫的，非人间的基础上的”［１７］，诗人正以更为明确的态度表明艺术上应有的取舍关系。
在写于５０年代的《谈大众化和旧形式》一文中，艾青曾回忆延安整风前对诗歌艺术的认识：“和我年龄相仿佛的文艺青年，都有相似的经历。
在革命的文艺运动上，占压倒的优势的，是‘五四’的新文艺和外国文艺”，“在我编的《诗刊》里，第一期第一篇就介绍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面分期地介绍了雪莱、拜伦、丁尼生、海涅、惠特曼、马雅科夫斯基等诗人的作品。
”［１８］《诗刊》创刊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当时作为主编的艾青在《祝——写给〈诗刊〉》中曾指出——诗是民主精神的焕发，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
诗的发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达的必然结果。
中国新诗已经历了二十年的战斗的过程，它的发展正是和中国社会的革命相同：是非常的艰苦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再接再厉的。
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需要着诗，新中国的创造需要着诗——需要高度的表现力现实的，表现力战斗的英勇与坚强的，深刻的，感人的诗。
［１９］据现有材料记录，至１９４２年５月５日终刊，《诗刊》共出版六期。
其创刊时确定的宗旨是“努力提高中国新诗之艺术，克服新诗之标语口号的倾向”。
后来又将多翻译介绍外国诗歌作品和理论，作为它的编辑指导思想，目的是使延安和边区诗作者，开阔眼界，有所借鉴。
“这个宗旨，从各期刊物中体现了出来”，“在二十多页的刊物，有如此丰富的内容，是很难得到”，“《诗刊》在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它上面的作品有些被《文艺阵地》和《七月》转载，向国统区读者作了介绍。
”［２０］结合主编的“寄语”与刊物的“实绩”，《诗刊》虽涉及“革命事业”、“民主精神”，但显然，其诗学追求体现了主编艾青的审美趣味：既然诗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那么，一切媚俗、口号式的写作就成为需要克服的对象。
这一反映艾青延安时期诗歌道路的“事件”，其实质是指向了诗人转变上的“彻底性”与时间上的“契机”。
如果不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初被志丹县推选为参议员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获得“政治荣誉”，艾青或许还无法迅速以诗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建立起“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联系。
除在会场写作歌颂领袖的《毛泽东》一诗外，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创作的《时代》一诗构成了艾青对时代命题的集中思考。
“很久很久心里像感受了什么奇迹，／我看见一个闪光点东西／它像太阳一样鼓舞我的心”，怀着这样久违的冲动，艾青体验到作为诗人的自己所承担的“痛苦”与“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