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传播学访谈录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

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

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

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

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

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

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

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

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

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间接侵略”、“煽动”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93吹信息的自由流动,简单地把自由表达等同于个人在商品市场当中的自由交换,这恰恰是以传播学为伪装来服务于美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从发展逻辑上来说更加注重服务行政性质和市场服务的管理,功能性的长处在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脉络很清楚。

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直接服务于政治传播的政治营销(Political Marketing)就是从美国传入欧洲的。

我最近看到国内出版了一本属于国家正式研究课题的书,是研究中国的领导人形象设计的,这说明政治营销现在好像也进入了中国。

西方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美国学派的影响,这其中有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一面,尤其是推动包括文化工业在内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性化方面。

但传播学理论从70年代以后在理论上的拓展和延伸很大,概念层次越来越丰富,国内要开展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首先有必要开阔视野,从国外的学术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分析总结出一些能够被我们借鉴和汲取的内容。

没有学术积累就没有比较,学术对话就无依据。

我认为首先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的传播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思想。

因为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开始形成的网络,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传播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把传播的意义纳入社会再生产的范畴。

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Yves de la HA YE)对马恩的传播学理论进行过专门研究。

②他认为,马恩在涉及到商品运输技术、信息传递、开发者旅行等等属于传播的问题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考察这些现象所暗示的有关生产、国家、殖民主义、阶级构成、城乡分工、货币流通、价值实现形式、公共安全等等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在戴拉海看来,马恩对“传播问题”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的载体(道路、运河、港口、铁路)和动力手段(蒸汽机、海底电缆、火车机车)有利于商品和人员的交流。

其次是研究传递信息的工具如何加速信息的扩散和扩大传播范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唯物主义的传播观,那就是传播问题仅仅在生产和流通之间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传播手段要与生产手段相对应,是生产方式的有机因素。

马恩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观念来看待传播的发展创造出与封建秩序、封建行会、禁欲主义及其人际关系断裂的条件;一个是在什么经济形式下表达出这些成功的突破。

围绕着对“资本”的逻辑分析,马恩揭示出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重要性: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这就是用时间手段来打破空间,这差不多预示了从此以后的传播发展的逻辑,如今天的直播新闻、电子交易和移动通讯等。

戴拉海从解读马恩的传播理论出发,把传播看作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一个范畴:它传递和构成了生产关系,它维持和加固了生产领域的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

③而且从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出发指出传播是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元素,是建构一种人的社会个性的要素,这意味着传播行为本身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

现代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的大规模运用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扩张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是: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④我以为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播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传播学界,研究的硬件范围主要有三大板块:电信、媒介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电信板块包括电话、图文信息、通讯卫星、传真、远程数据传输、调制解调器、数据库等;媒介板块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广告,与之相关的有通讯社、文字处理、编辑出版;而多媒体计算机网络这个板块主要包括多媒体应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络,这几块都属于社会的生产性领域。

把软科学与硬科学相结合,是04西方传播学目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扩大了学术的社会服务面和影响面。

您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总体印象如何?对其中显现出来的特色、水平、规模、对传播业的影响等问题有什么看法?答: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80年代,我是局外人。

后来,在法国攻读传播学的时候,才感受到传播学可能在中国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会很大,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经济结构的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开放的现实推动传播学在社会调解和文化创新中有较大的发挥余地来对社会发展进行阐释和辩护。

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很多在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并不在制度身份上从属于专业性的新闻或传播结构,这充分说明传播学研究活动的普遍应用价值。

尽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在一些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似乎还在起步,深度不足,广度也不够,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探讨:第一,要扩大学术思维,从观念上逐步消解“禁区”。

比如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传播学,但是当你看到“领导人的媒介形象设计”这样的正式课题时,恐怕只有传播学才能对此作出解释。

有人说,传播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如文化研究学派或政治经济学批评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

第二,要扩大学术范围。

传播学在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对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的渗透从生产体制到心理流程都是全方位的,其学术活动的参照系就决不仅仅限于新闻活动,而是跟很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发生联系,西方没有一个方法论是具有垄断地位的。

结合到中国,迫切需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当中汲取传播学研究的内容,比如企业传播、社区传播和媒介化扩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逻辑。

第二,要扩大人才来源。

在知识爆炸和学科交叉的时代,人才的培养机制当中,学校教育、个人资质和社会需求是合为一体的。

由于传播学本身的学术性和实践性比较强,不能指望老模具做出新产品,要从各个相关学科中逐渐组合一批人才,分工合作,逐步形成能够满足中国社会现实发展需要的教学、科研体制。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应当使传播学的发展更好地贴近社会现实和传播实践。

1992年以后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活动也越来越媒介化,传播的味道越来越重,因为整个社会关系在重新建构。

从社会层面上来讲,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关系的调整主要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十五大所肯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元化。

而作为一种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的结果是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

我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传播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实的一个理论出发点。

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点之一是没有延伸和扩大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这是因为理论储备不足或理论勇气有限。

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如果不能阐释媒介活动,不能透视新闻实践,不能解析社会现象,不能对信息传播时代的经济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咨询和市场服务,当然就不会产生学术上的影响力。

其次,要注意处理好传播学的内部学术建设问题,要练内功。

从内部来讲,国内搞传播学研究的人相互之间缺乏流畅的学术沟通,这里面除去学科管理零乱和科研经费不足外,应该说还缺乏学术活动的组织,专业人力资源没有一个很好的力量组合和学术分工,这样搞来搞去,低水平重复的风险很大,我们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几本大同小异的教科书。

尤其是在14今天传播全球化的时代更要考虑到跟国际学术标准接轨的问题,连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都似是而非如何可能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