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张健康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

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

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

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

这段时间有两本重要的译著要提：一本是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4），另一本是陈韵昭翻译的赛弗林、坦卡德侧重工具性、方法性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

这两本译著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批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

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

1986年居延安编写的《信息·沟通·传播》出版，此书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学大部分研究命题，是一本很好的普及性传播学读物。

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合著出版。

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涉及传播学产生与确立、传播原理、传播结构与模式、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传播技巧、媒介理论、效果理论、研究方法等西方传播学的几乎全部理论问题，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产生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以往的以译为主，《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某些地方略显稚嫩，但却十分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其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可以认为此书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第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一、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进行统计的分析表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统计表根据表1，我们可以绘出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的变化曲线图（见图1）。

图1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情况20406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0001年份数量专著、译著出版情况从表1、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总量为268本，年均出版量为12.8本，年出版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在曲折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态势。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的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

这一阶段大陆学者通过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者的一些著作，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基础的光照和探讨。

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3本。

其中主要是译著，共14本，占这一时期传播学著作出版总量的60.9％。

这一时期的译著比重较大，为我国传播学界的研究和著书立说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2、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

89内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的发展，但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传播学研究者开始总结、回顾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情况，并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

这一阶段传播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迅速展开，传播学已从常识介绍、评介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

传播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五大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

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96本，是过去8年的7倍多。

3、创新评价阶段（1997－），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传播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也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起来。

1997年，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传播学在经历了介绍引进和探索发展阶段之后，日渐呈现出起飞的态势。

著作出版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仅1997－2001年间，出版量即达159本，占出版总量的59.3％，五年中平均每年约出版32本，比八十年代平均年出书2.5本增加了29.5本，比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年出书12.5本增加19.5本。

九十年代后半期我国传播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虽然我国的传播学已经进入了评价创新的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传播学还很年轻，从第一本著作出现到现在不过21年时间。

所以，我国传播学的建设始终坚持着中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从策略上积极地以译介国外，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著作，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来为我国的传播实践服务。

所以，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译著占有比较大的比重（见图2、表2）。

表2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数量各年对比情况（说明：译著/专著）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大力度。

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传播学科的飞速发展，国外传播学新成果和经典著作不断涌现，我们的译介工作显得有些滞后。

大陆的传播学者应该继续把国外数量众多的经典性著作和源源不断的传播学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和吸收作为当前基础性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传播学者似乎已经认识到，2000年再度出现的“译著”小高峰是一个生动的显示。

这一年译著量达23种，占总译量的33％，这些译著的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当然，中国传播学者在译介别人的著作的同时，也大胆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工作。

他们的可贵可敬之处在于，没有因为以对别人的传播学了解还不深入、还不透彻为理由而裹足不前或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并且成绩卓然。

特别是1995年以后，传播学专著数量明显增加，2001年出版的专著达到31本。

二、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与核心作者情况分析表3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主题统计表1、“理论传播学”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71本，占总数的26.5％，“网络与传播”、“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36本（占总数的13.4％）、26本（占总数的9.7％）、23本（占总数的8.6%）、21本（占总数的7.8%）。

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77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66％，表明这五个研究领域是二十余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2、在各分支传播学中，以“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美学”等类专著的出版数量最少，二十年来，共有11本，平均每类仅有1.4本，是目前传播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所谓“核心著者”是指那些著作量较多，影响较大的著者。

科研成果著者群体的状况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通过对著者群的统计与分析，能反映出文献著者与文献量的关系，同时能预测、估计和揭示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

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核心作者情况进行统计发现：268种著作中，除去团体著者，按第一著者统计，共有207位作者，有许多作者属于多产作者，经统计，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179人，占总著者的86％，发表二部著作的有20人，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著者有8人，由此认定发表三部及三部以上的作者是本学科研究队伍的主体，带动了其它人的研究工作，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著者群。

从统计结果看，邵培仁以10本著作高居榜首，其次是戴元光（6本），张国良（4本）、袁军（4本）、胡钰（3本）、郭镇之（3本）、朱增朴（3本）、胡泳（3本）（见图3）。

另外，童兵（2本）、胡正荣（2本）、李彬（2本）、张咏华（2本）、陈崇山（2本）、明安香（2本）等作者也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有较大的影响。

246810邵陪仁戴元光张国良袁军胡钰郭镇之朱增朴胡泳图3 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核心作者情况出版专著译著数目从统计结果还可看出，传播学的高产作者绝大部分集中在高等院校，而且绝大部分来自新闻学科。

这一现象与传播学侧重研究大众传播相一致。

但是让单一学科的学者来开拓由多学科融合而成的传播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是不利的。

为此，中国传播学研究应该在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一步壮大自己的队伍。

在核心作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邵培仁。

邵培仁②是我国大陆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成果最多、涉猎领域最广泛的年轻学者。

邵培仁对中国传播学的主要贡献在于：1、与戴元光、龚炜（因三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起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被学界称为“复旦三剑客”）合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

2、吸收借鉴并超越国内外的经典传播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互动模式。

是否提出过独创性的、高超的传播模式是传播研究是否有成就、有地位的标志之一，而“整体互动论”正是邵培仁在中国传播学界地位的一个表征。

邵培仁的“整体互动模式”（见图4） 影响深远。

这一模式在吸收中外传播经典模式的优点的基础上，对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进行了宏观地关照，其整体性、互动性、动态性和、实用性很好地弥补了以往模式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