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远去的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脱胎于宗教神学教育,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随着欧洲封建经济的发展及以后封建城市的出现、崛起,大学教育逐渐增加了社会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培养了大批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大学作为维护封建宗教统治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却扮演了相反的角色,为欧洲的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演变是欧洲封建文明发展进程的表现形式之一。
标签: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大学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欧洲从此历经数百年战乱,政治分裂,经济败落,文化颓废,进入了所谓封建中世纪“黑暗时代”。
这时被日耳曼人接受得以保留下来的基督教却因独尊的国教地位逐渐达到了它的历史顶峰,基督教神学成为人们唯一的意识形态,几乎垄断了各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教会人士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者和文化知识的垄断者。
欧洲各国除了僧院和教会学校几无世俗教育可言,这时的教育主要是用来培养教会神职人员,教会把古典科学文化知识贬斥为“异端”邪说,予以打压摧残,古代辉煌的文化财富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残存下来的也变成为神学的附庸,人类文化史上的灰色记忆自此开始,但中世纪在教育上却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新事物——大学。
一、中世纪大学兴起的背景中世纪大学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
修道院及其组织、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城市自治联盟的出现[1]、古典翻译运动与文化传播、文化复兴和知识氛围的日益浓厚等都是当时的中世纪西欧所特有的,而且构成了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
西欧中世纪大学除由教会学校转化而来以外,大多是由社会自行创办的世俗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是社会需要和教育进步的自然产物,并没有预先的创建计划和精心准备。
[2]它们最初是由教师和学生因学习需要依照手工业封建行会的规则组建起来的学习研究组织,师生关系即行会里的师傅学徒关系。
大学建立大多需要教会审批,根据教皇训令和特许而创办,但它们却不依靠教会或政府的财政支持而是自筹办学经费,以学生缴纳的学费来维持生存发展。
这种学校甚至没有围墙,教室也是临时租用的。
拉丁文“大学”词汇的最初意思即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行会团体,当时同一城市的几个团体聚集组合成某一组织是很自然普遍的事情,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的结合就是大学。
学生们在外求学“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
[3]各种学生团体如“同乡会”和教师团体“教授会”组合起来以保障教育行业制度的规范和教学行为的正常运行,即保护师生的人生财产安全和其它利益而形成大学。
行会性质及受城市自治运动的影响,平等性、民主性、独立性成为大学的特点,它的管理者全部由选举产生。
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是属于不同类别的,它们各以不同的方式组成,它们的联合也各不相同,所在城市也各有特点,这些不同表现在大学体制的不同上。
因与教会的特殊文化关系,学校由教皇和皇帝授予特许状,有相对的独立性,享受自治权力,但它们不能宣传无神论和其他所谓异端学说。
它们既不依附地方又不隶属教会,全校师生共同推选产生出来的校长管理学校、主持学校日常事务。
虽然这些学校与教会关系密切,受社会大环境制约,仍很重视神学教育但毕竟已具有独立开展研究的条件,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建制,与此时也已逐步形成的小学、中学教育制度相对应。
学校教学内容也从原来狭隘的神学范围扩展到包括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法学等在内的更广泛的世俗领域。
当时较有影响的学校有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意大利的摩德纳大学、佩鲁贾大学、那不勒斯大学、锡耶那大学等一批学校。
到14世纪中欧也学习西欧开始创办大学如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大学、波兰的克拉科夫亚盖洛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等。
“至1500年全欧已有80所大学。
”[4]欧洲各国政府和教会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都曾积极参与、支持大学的建设,欧洲政治分裂、政治实体林立也有利于大学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发展与基督教有很大的关联,117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第三次拉特兰会议上曾要求教会组织大力兴办学校,除了直接的办学行为,基督教宣扬的社会公平、人人平等的济世理念也推动了教育在社会上的普及,是西欧教育进步的动力之一,甚至经院哲学反映教权王权之争的学术斗争对大学教育也有过推动作用。
早期成立的大学也都先后得到政府的承认。
二、中世纪大学的形式与内容西欧中世纪的大学显然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它却是西欧社会走向繁荣的表现,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也奠定了近现代大学的基础。
当时在欧洲的大学里神学、医学、法学、文学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各学校的在校学生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可见大学在各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中甚至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时,关于大学的理念大多是大学应是一个教育机构或一个教化的机构,它的使命是培养有教养、有趣味、懂得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的绅士,当然神学教育应是主要内容。
学生毕业后大多去做神父成为享受特权的教士阶层,这也是大学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原因。
[5]中世纪的大学一般都有文科学堂和神学、哲学、法学、医学等研究院,文科则是预备教育。
各校按领导体制可分为“学生大学”和“教师大学”两种类型,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异是学校的组建模式和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权利斗争形成的。
“学生大学”是指由学生主导管理的大学,它们首先由学生团体聚合学习然后教师前来授课而形成。
它的日常校务如学费的数额、教授的选聘、学期的时限、授课的时数等都由学生决定。
欧洲南部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的大学大都是此種类型的学校。
由教师主管校务的学校称作“教师大学”,它们以一些有学术声望的老师为中心,通过讲座讲授吸引学生前来学习结合而成。
9-13世纪,西欧重拾古希腊罗马文化,形成了拉丁文对阿拉伯文、希腊文的翻译运动,翻译运动造就了专业的知识分子阶层“哥利亚德”,这个群体是教师大学形成的主要因素。
欧洲北部国家如英国、瑞典、丹麦、德国的大学包括巴黎大学都是“教师大学”。
教师大学对比学生大学在组织结构、学术活动上更具制度化、社会化优势,终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成为后者的终结者,并为近现代大学建立提供了范本。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初期并不相同,课程也不确定。
直到13世纪教皇敕令和大学法规教规给以明确规定后,各校课程才渐趋一致,教学内容涵盖了欧洲古代科学文化典籍和阿拉伯文化成果,知识体系得到很大扩展。
6世纪时意大利人克修都若斯根据古希腊知识在其著作《学术通论》中提出“七艺”概念,[6]众多学者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掌握七艺,即文学的文法、修辞、逻辑三艺,加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科,这也是宗教学校的教学内容,大学予以继承,七艺的开展对拉丁语言和形式逻辑发展、科学进步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法律则分为教会法和民法;医学课程主要是学习一些古代医学典籍包括饮食、消毒、热症等知识和一些医药部门的律例;自然科学也成为大学里一门学习科目,除医学外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都已逐渐开设,在课堂上教会官方语言拉丁语是通用语。
因初期欧洲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书籍都是些成本较高的牛皮卷羊皮卷,学生们很少能自备课本,他们主要是通过听老师讲解和记笔记来学习,教学过程是教师引经据典的诵读与讲解,缺少启发和实践,学生则埋头不停地记写与背诵,上课时间一般很长,呼哨起哄表达对老师的授课不满意甚至把老师赶下讲台也是当时课堂上的一个画面,课外辩论却已是必不可少的学习方法。
中世纪的大学为了更好地了解区分人才已有学位制度,分为硕士、博士、教授学位。
博士、教授也是荣誉称号。
学士在当时还不是学位称号,只是一种助理教授证书,获得者可在学校做辅助教学工作。
学位是教师行会的职业标准,学位获得者就成为教师行会的师傅,被赋予授课权和参加学者辩论会的资格,显然它也是一种本行业从业保护措施,所以当时毕业生能从大学里获得学位的并不多。
学位制度的产生显然受到传统的骑士教育、艺徒教育形式的影响。
另外,在中世纪,大学也是一种享有多种特权的机构。
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及与行政当局的反复斗争使各国的大学都享有内部自主权,在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时期教师和医生就享有一定特权,12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最早颁布了一项保护学术活动的法令。
学校有独立颁发教学资格证书的权力,并享有司法权可设立特别法庭,大学教授有法律诉讼的裁判权,审理学校内部和学校与外界的诉讼,一些教授在国会还占有固定席位参与政事。
同时学校还有停课、迁徙的权力等,大学师生也不履行兵役赋税义务。
[7]三、中世纪大学评价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西欧封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底蕴,东方世俗文化的传入等都促使人们想更多地了解世界并对现实世界产生宗教以外的遐想,使人们对基督教义、对单纯信仰产生怀疑。
大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用来对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工具。
大学与城市相伴共生,城市为大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教师团体的行会蓝本,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促使它把世俗科学引入学校,以职业技能教育满足社会需求,丰富了社会生活,培养了大批管理、法律、教育、行政人才,为社会下层人士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中世纪出身贫寒的学者人数远超过富裕家庭出生的学者,[8]有的贫寒之士甚至通过大学教育当上了教皇。
虽然教会支持了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建立发展,宗教界为应对科学知识和理性的挑战证明宗教的正当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大学一定程度上的进步。
但天生的印记使中世纪的大学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宗教的阴影中,有的甚至直接受到教会的控制,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顽固守旧的场所,“中世纪大学继承保留了教会的特点”。
[9]但即使如此,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毕竟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冲破了旧的神学教育体系,也是对修道院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动。
大学和城市学校、行会学校一起为世俗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择校机会,使修道院变的更加封闭。
它研究传授医学、法学等职业技术科学知识,培养了大批社会实用型人才。
当大学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学术活动自然就会高涨起来,产生新的社会思潮,有利于知识分子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为形成自由思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推动社会整体意识向世俗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实际上学术自由也是当时大学的特点之一,他们灵活利用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矛盾,在斗争中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争取到一定的学术科研独立性及相关特权,突破宗教的教育传统,重视培养人们的理解能力,启迪了社会辩论风气。
讨论、辩论是当时新产生的学习方式,它使人们的大脑受到逻辑思维训练,鼓励培育科学理智和怀疑精神,敢于挑战宗教迷信,动摇了传统的宗教盲目信仰。
在社会上形成团体学术氛围和专业的知识分子阶层,担负起保存、传播和创造文化的人类重大历史使命,造就了众多科学家、思想家,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至殖民扩张积攒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