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传健(1968年-　),男,山东曲阜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新疆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

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山东省农业支持政策研究”(主持人:李香兰。

批号05BJZ37);新疆大学“新兴”研究生科研基金“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研究”(主持人:李传健)《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4期农业多功能性与我国新农村建设3李传健(新疆大学,乌鲁木齐830046;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日照276826)摘　要: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

它来源于土地资源的多效用性,并由土地资源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土地资源价值量来衡量。

农业多功能性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使整个社会受益,但社会并没有为其足额付费,因而政府应向农业提供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功能由经济功能拓展为与非经济功能并重,且非经济功能日益彰显。

农业政策由以农补工政策演变为以工补农、以城补乡。

我国新农村建设正是农业多功能性的集中体现,是近年来各种惠农政策的必然归宿。

因此,农业多功能性应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并对其发挥指导作用。

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土地资源效用;价值;新农村建设;政策意义 一、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提出农业多功能性(agricultural multi -functi onality )是指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

经济功能是指农业的农产品供给和收入提供功能,它是农业的基本功能;生态功能是指土地与土地上的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调节气候、保护和改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社会功能是指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延伸功能,主要包括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功能;文化功能是指土地本身构成的自然和人文综合景观带给人们的休闲、审美和教育的功能,以及维护原有乡村生活形态、保留农村文化多样性遗产、承传传统历史文化的功能[1]。

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是日本为了保护其“稻米文化”,在1999年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中正式确立的。

日本政府认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可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有助于唤起国民对本国农业的热情[2]。

对日本而言,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可能会放弃农业,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

但如果从多功能性的角度来考虑,就应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

因为农业不仅能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而且能带来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种效用。

据日本有关研究单位应用替代成本法测算的结果显示,农业多功能性给日本的农区和山区丘陵区分别带来68788亿日元(约合550亿美元)和30319亿日元(约合243亿美元)的效益[3]。

此后,农业多功能性概念得到韩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响应,成为一些国家农业政策调整的基础和目标,成为W T O 多哈农业谈判非贸易关注问题的核心内容。

二、农业多功能性的源泉:理论探源农业多功能性就是农业的多效用性,它使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农业多功能性来源于农业生产要素:农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要素所有者可以将大部分要素转移到农外部门,从而减少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而通过价格的上升实现外部效用的内在化。

但土地不像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那样,可以比较容易地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因此,农业多功能性最终只能来源于难以流动的农业基本生产要素———土地。

农业多功能性来源于土地资源的多效用性,并由土地资源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土地资源价值的大小来衡量。

现代经济学认为,稀缺性是价值形成的前提,效用是价值形成的源泉,效用和财富的稀缺性相结合而形成的边际效用是价值形成的条件,也是价值的尺度,它决定了价值量的大小。

土地资源有价值,其价值取决于土地资源的效用,价值量则由土地资源的边际效用决定,并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当土地资源供给相对于需求无限大时,边际效用递减为零,土地资源也就没有价值。

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边际效用及土地价值就越来越大。

可见,现代经济学可以解释农业多功能性和土地资源价值的本质问题,并且已经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农业的多功能性来源91于土地资源的多效用性,并由土地资源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土地资源价值的大小来衡量。

农业或土地资源对人类的效用包括经济效用、生态效用、社会效用和文化效用等。

人类对土地效用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土地价值的多元化,因而土地资源总价值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还包括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等。

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是指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时所具有的农产品的价值;生态价值是指土地及其上面生物构成的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指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等转化为社会功能的间接价值,以及人们考虑到土地利用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及未来对土地需求的不确定性而愿意支付的价值,主要包括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就业和收入保障(代内公平)、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等方面的价值[1];文化价值是指土地本身构成的自然和人文综合景观带给人们的休闲、审美和教育的价值,以及维护原有乡村生活形态,保留农村文化多样性遗产,承传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3]。

农业多功能性使整个社会受益,但社会并没有为此足额付费。

农业的经济功能来源于土地的经济效用。

在土地用途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必然在其各种用途的边际报酬相等时达到动态均衡。

如果土地用途不能自由流动,只用于农业,尤其是种植粮食,其边际报酬是较低的;而用于非农产业,如工业和房地产业,其边际报酬就比较高。

土地资源用途的自由流动必然使其在用于农业时边际报酬上升,在用于非农产业时边际报酬下降,最终的结果是趋于均衡。

由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后代人对土地的需求存在非确定性,并且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世界各国对农地向非农用途流动都进行了严格限制,从而使得农用土地的边际报酬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农民得到的农业收入只是土地资源经济价值的一部分,农业的经济功能不能完全实现为农民的所得;农业的生态功能来源于土地的生态效用,它调节了气候,净化了环境,保持了生物多样性;社会功能来源于土地的社会效用,它维护了社会稳定,保障了粮食安全,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缩小了收入差距;文化功能来源于土地的文化效用,它使人得到了休闲、教育和美的享受,承传了传统文化。

但是,农业的这些功能及土地价值不能完全实现为农民的农业收入,大部分作为一种正的外部效应为全社会所无偿共享[1]。

政府应直接或间接地向农业经营者付费。

农业所提供的各种功能中,绝大部分是社会公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无差别地共同享用。

但是,由于产权边界和利益边界的非精确性,必然会造成免费搭车的问题。

因此,农业多功能性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政府应直接或间接地向提供多功能的农业经营者付费。

这种付费绝不是对农民的凭空恩赐,也不是偿还历史的欠账,而是农民的应得。

政府向农业经营者付费,将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价值,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根本扭转目前农地非农化使用、耕地大量流失的趋势,有利于合理高效和可持续地利用土地资源。

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支持是农业多功能性和土地资源价值在经济上的实现。

三、农业多功能性的阶段性变迁:历史考察农业是一个多功能统一体,各种功能自古有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侧重于其不同功能而已。

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实际上是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产业。

该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般也将农业的功能定位于其经济功能,即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产品、市场、要素和外汇四个方面的贡献[4],因而在政策选择上,世界各国采取税收、价格或者储蓄等三种方式直接和间接地获取农业剩余。

农业挤压政策成为该阶段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基本取向。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先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

国民经济对农业功能的需求也发生深刻变化。

农业新功能日益彰显,特别是非经济功能被大大拓展。

日本自1961年颁布农业基本法以后,致力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缩小工农收入差距两大目标。

经过近40年的努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居民。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严重依赖进口;农业后继无人,农村活力衰退;农业基础不稳,耕地面积减少;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形成的传统文化日益衰落。

这些问题和矛盾引起日本国民的高度关注。

正是基于对农业发展的深刻反思,日本在1999年7月出台了《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提出了农业多功能理念,大大拓宽了日本对农业这一古老产业的理解,认为农业除了提供农产品的经济功能外,同时还具有社会、生态等非经济功能[5];欧盟认为,以农耕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能活化乡村地区就业结构,强化不同地区或不同团体间的整合,降低城乡地区的贫富差异,维持农耕生活形态,增加乡村地区的社会文化价值。

无论是乡村经济,乡村社会或是乡村文化的基本特征,均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并展现于农村生态、农耕生产与农家生活之中[2];东盟认为,农业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不仅生产农产品给农民带来收入,提高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还有助于适度地使用自然资源,保证农村生活质量并保存农村文化,确保社会稳定[6]。

农业多功能理念的确立,不仅为日本对农业的全方位支持和保护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越来越多地得到包括欧盟在内众多发达成员和包括韩国、东盟在内的发展中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并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02位的理论基石。

从政策效应看,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农业支持工业发展阶段以及工农业平等发展阶段后,陆续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工业化发展新阶段。

在美国,以1933年出台《农业调整法》为标志,通过对农业进行价格支持,来保护和反哺农业;在日本,以1961出台的《农业基本法》为契机,通过最低保护价格,价格差额补贴以及水利建设补贴,农地整治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等一系列价格和补贴制度,实现其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稻作农业文化的政策目标;在欧共体(欧盟),从1962年开始,实行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内部市场价格一直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以此达到支持农业生产者收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的目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欧盟通过农业指导暨保证基金提拨经费,以协助乡村生产优质农产品,创造优美景观,活络经济及改善社区生活环境、发展欧洲特有的乡村文化[2]。

总之,从全球农业发展的实践看,经济社会的阶段不同,农业功能定位会发生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