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刘长江2012-10-29 16:13:49 来源：《唯实》(南京)2006年8/9期作者简介：刘长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210004刘长江(1951— )，男，湖北宜昌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阶级政党与国家政权。

内容提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

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苏联经济学家新经济政策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我国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社会主义观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和终结所起的作用，比如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强调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的研究也提出当时的客观环境的作用。

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

研究新经济政策却不研究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显然是一个缺陷。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苏联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终结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分析的解释。

一、恰亚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初选择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期间，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暴动，这促使大会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苏联正式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苏联共产党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曾经面临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苏共并没有凭主观想象或者自己的理论认识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尽管苏共当时的领导人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但他们仍然向经济学家征求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国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注意的主要环节。

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对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在各个经济领域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作为世界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仅仅通过政策调整转变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苏联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在农村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基础的问题。

所以，当内战还在继续时，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

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农民不满做出的应急反应。

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

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

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

恰亚诺夫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在苏联农村发展小农经济的方案，他的合作化设想也不同于对合作化的一般理解。

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1]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

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

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2]。

恰亚诺夫为什么建议发展家庭农户经济即小农经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采纳了恰亚诺夫的方案而拒绝了李托森科方案，这些问题在我国已有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分析，而这对于认识新经济政策为何终结却具有重要意义。

恰亚诺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被当代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3] 恰亚诺夫在经济学理论上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是，小农经济具有长期稳定性，这明显与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的见解不同。

他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农业要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通过将一部分农民无产阶级化来实现。

因此，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

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

因为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单位，而且还将从前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更小的生产单位。

农民家庭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只能是纵向一体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

[4] 恰亚诺夫对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反映了他对小农经济的一贯看法。

苏联共产党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则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

列宁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的发展导致了旧的农民的分化、瓦解和消亡，被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农地位很不稳固，能爬到上等户的极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多数沦为下等户。

列宁还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进步意义，[5] 并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

但后来列宁改变了对俄国农村发展的认识，促使列宁认识变化的是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为在俄国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而推行的改革造成的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

”[6]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

”[7] 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

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

”[8] 对农民愿望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后来列宁决策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

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

”[9]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农村发生了从已经建立的大农业重新转变为小农经济的变化，家庭农产经济即小农经济构成苏联农村经济的主体。

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消灭小农经济的政策，将失去农民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与恰亚诺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苏联共产党采取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中与经济学家的一次有成效的合作。

二、康德拉季耶夫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

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

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执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0] 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

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

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

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联共产党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

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

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同时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而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

但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康德拉季耶夫同样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长波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几乎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个理论。

十月革命以后，康德拉季耶夫曾经是苏联金融人民委员会的成员。

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开始领导莫斯科经济行情研究所的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市场行情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11]。

对研究所的工作，他强调重点注意价格研究。

1922年，研究所开始出版《经济学公报》月刊，康德拉季耶夫主持该刊的编辑出版。

该刊的每一期都直接送交苏联政府各有关部门。

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组织建立了苏联第一个价格指数，1926年研究所编制了分别针对私营、国有和合作社的价格指数。

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宏观经济的分析就是依据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得到的经济数据进行数量分析。

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在于他参与编制了苏联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在1924年1月提交国家计委。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

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

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

[12]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年年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

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

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3]。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