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次国共合作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大举入侵中国。
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举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国内、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力量分化整合。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也开始相应变化。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而国民党的政策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也逐渐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向发展。
1933年１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1935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方针。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6年５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８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
1937年２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等五项要求，并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２月中旬至７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
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通电，号召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７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
《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
同一天，蒋介石公开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
８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扬言３个月灭亡中国。
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上海直接受到威胁。
８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８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８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
９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外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性质、纲领相互对立的政党间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民族存亡受到严峻考验的的形势下形成的以联合抗日为目标的的武装联盟。
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表现。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同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威胁。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斗争退为次要矛盾，中华民族同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必然要求将国内所有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是适应这个要求建立起来的。
其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同产党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顺应形势转变政策的祭俄国。
前者是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所在，后者是国共合作形成的必要条件。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口号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有力地动员了广大群众，使全国迅速形成了抗日反蒋浪潮，有力推动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1935年12月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在全国很快形成了抗日浪潮。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一个标志。
国民党在全国反日抗战浪潮前极为孤立，不得不改变政策。
第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实现了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大联合，以此来推动国民党走上抗战道路。
1936年1月25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0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随后，红军与东北军在停止内战、通商、联苏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协定。
在此期间，毛泽东指派汪锋就联合抗日问题同杨虎城多次交谈，并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实现了“西北大联合”。
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迫使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
华北事变后，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代表英美利益的国民党有可能出现转向抗日的变化，并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也加快了两党的合作进程。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
共产党为实现两党重新合作，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政治让步，在全国引起反响，并得到国民党部分领导人的赞同。
从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两党进行了多次谈判。
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联合的实现。
再次，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
华北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向中国领土日益深入，不仅危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威胁和影响了英美在华的利益，这就形成了英美列强联合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英美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唯恐蒋介石被杀，亲日派当权对己不利，主张支持国共合作的立场。
苏联和共产国际也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赞同态度，为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一次有充分思想准备、清醒的合作。
双方呈现出既联合又斗争，既并肩抗日又同根相煎的矛盾局面。
它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产物。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酝酿时间长、过程艰难曲折而闻名于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历史意义主要有：首先，在国内，它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分裂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从而使抗日战争成为一场伟大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动员起亿万军民同入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
国民党方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意味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破产，由对日妥协最终转向抗日。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担负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给日本侵略者有生力量极大的打击。
共产党方面，中共倡导的以阶级联盟的和平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终于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成为国共合作的坚强支柱，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国际上，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更广泛、更有利的国际援助，国共两党都通过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国民党在通过合作抗战成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共产党通过合作抗日扩大了自身实力，从而为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实力基础。
其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得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
首先是中国人民军事力量的发展。
抗战开始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3万多人，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10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
不仅数量发展了，而且军队的军政素质也有很大提高。
其次是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只有陕甘宁边区一块根据地。
在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鄂豫皖、湘鄂赣、等多个解放区。
解放区面积和人口都有大幅度增加。
再次，党的队伍扩大和发展了。
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只有4万多人，到抗战胜利后党员发展到121万多人。
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水平，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再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得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有三个历史经验，分别是：一、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二、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三、必须制定和实施一整套无产阶级政策：在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的关系上，必须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上，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这三个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并使新民族主义革命最终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