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在当今中国的合法化
摘要：在人类的历史长流之中，人类的思维局限逐步扩大，社会的容忍度随着文明程度的高度发达，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死亡的态度，人类从畏惧到消极，从消极到平静，从平静到积极。
如何看待安乐死，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合法化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有很多国家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并立法完善，但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生的安乐死案例反映出我国对于安乐死在法律法规方面尚有欠缺。
对于在当今中国的这一新生问题，我们首先应当从安乐死是否是个人权利进行探讨，再结合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法与情的关系、安乐死的合法化争论问题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在当今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中出一份力。
关键词：安乐死犯罪限制条件中国国情
正文：
“安乐死”一词是指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对于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在我国法学界争论不休，因安乐死问题的复杂性，尚未达成一致共识。
但是随着我国几起安乐死案件的爆发，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一课题应该尽快提上议程，以规范我国的安乐死。
一、国外关于安乐死的态度
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国外的发展比我国完善很多。
现在国外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允许安乐死。
但法律对医生帮助病人自愿安乐死，大都采取宽容态度。
1.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
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安乐死国际会议”。
在宣言中强调：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之死”。
2.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
荷兰议会于2001年11月29日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
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安乐死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必须由患者仔细考虑后提出申请、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可能好转以及正经受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等等。
3.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
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4. 瑞士：安乐死在个别城市合法。
瑞士禁止积极、直接的安乐死。
不过，在个别城市。
医生可以给重病且自愿结束生命的病人一些致命药品．再由病人自己服药。
这种被动协助自杀，是合法的。
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
故一些绝症患者专程到瑞士去享受安乐死。
一般而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都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允许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二、我国安乐死案例及其司法处理
1. 我国首例因实施安乐死引发的案件是1986年的“汉中案件”。
在该案中，54岁的妇女夏素文因患肝硬化、肝脑综合症而住进了汉中市医院。
住院后，在多次被顽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又无药可治的情况下，她的儿子王明成向医生提出了安乐死的请求。
最终，主治大夫蒲连升于6月28日终于开了一张100毫升的复方冬眠灵处方，并注明是“家属要求安乐死”，王
明成也在上面签了字。
由于给母亲做安乐死前未能及时与姐姐沟通，夏素文死后，王明成的姐姐一纸诉状将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同年9月。
汉中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和王明成批捕，并于1988年2月向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991年3月17日．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
但由于原告申诉和检方的抗诉，报至最高人民法院。
在最高人民法院“不做犯罪处理”的批复下，1992年6月25日，汉中市人民法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王明成和蒲连升遂无罪释放。
2.2009年，陕西农民何龙成给自己的妻子实施了安乐死，再次引发了国内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
何龙成的妻子患类风湿病瘫痪在床已达5年，多次在发病时请求何龙成让她去死。
最终，在2009年11月1日下午3点左右何龙成用14片安眠药结束了他的妻子的生命。
2010年5月13日，何龙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两次判决相隔将近十年，法院作出了并不相同的判决。
那么安乐死是否构成犯罪呢？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安乐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从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来看，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
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
也就是现在学理上分类中的积极安乐死一类。
我认为，消极安乐死一定意义上不能算是安乐死，而积极安乐死，如果经过患者申请并确认无药可医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
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
而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之所以成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内部结构为主客观相统一，即只有一定的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
同时，社会危害性还是质与量的统一，并非任何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变化。
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却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存在以下区别：
首先，二者的客体不同。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而“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患癌症等绝症晚期，在医学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因为病人无法忍受疼痛，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所作的选择。
因此，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
其次，两者在实施时，其主观方面和目的不同。
实施故意杀人最的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其主观上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且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的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照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其主观上不存在罪过问题。
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四、安乐死应该尽快实现合法化
安乐死合法化是有其客观必要性的，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法律应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适应。
但是，安乐死作为一种与人的生命相联系的特殊行为，为了保证其合理性以及人道主义关怀，必须对安乐死的实施在条件上加以严格限制。
我认为，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包括两方面的条件：
（一）实体上的条件。
施安乐死必须要有适应症，即必须要有适合安乐死的病症。
该病症必须是现有的医学技术所无法治愈的，该病症给患者带来了无法解除和无法忍受的痛苦。
（二）程序上的条件。
程序的限制尤其重要，它是防止病人家属或者医务人员因逃避责任，人为地主动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手段。
一般而言，包括三道程序：1.请求程序。
实施安乐死必须由患者本人自愿提出申请，且提出申请当时必须意识清晰。
对于陷入永久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者，即前文所述植物人，不能实行。
这里强调安乐死的申请必须建立在本人自愿的基础之上，否则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严重的构成犯罪。
2. 审查程序。
审查必须由专门部门依照医院诊断结论和安乐死构成要件严格进行。
参与审查的人员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具有高级资质水平。
这样才能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患者的申请和医疗部门的鉴定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批准。
最后，待批准后，要经过一定的“犹豫期”，允许申请人撤回安乐死申请，如果过了“犹豫期”患者依旧要求安乐死，才能执行安乐死。
3.操作程序。
操作必须由专业的医师进行，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实施安乐死，否则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样做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
另外，具体操作过程不应公开，对于操作人员的姓名等应当保密，并履行签名备案等必要的手续。
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我相信随着人们对生命意义与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面对安乐死的现实意义及其社会效益, 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指日可待, 这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