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逐渐从全能型政府对资源垄断控制的体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成长空间。

这种资源获取过程是一个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相互博弈的过程，极为错综复杂。

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受到这种博弈特性的影响，其成长也取决于是否能够适应转轨制度环境的约束。

邀请离任官员加入企业，企业家参与政治生活，或者与政府形成各种显性和隐形的纽带，成为民营企业赢取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种选择。

这种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绩效及其成长的影响引起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者的长期关注和热烈讨论。

经济学研究从企业治理角度观察民企显性政治联系特征与绩效的关系，揭示政治联系的激励效应；管理学研究对政治联系的观察还包括隐性的部分，将它解释为企业面对制度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的战略选择；而社会学研究则剖析社会分层中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与官员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的视角来揭示两者联系的价值和机制。

三个学科的研究都各有独特的理论穿透力，然而经济收益的考虑不是民企政治联系动机的全部，企业自身战略选择视角是否适用于民企群体的政治联系态势的发展仍有待考察，中观层面的阶层互动的动态发展的形式问题也需要深入探讨。

只有一种综合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视角才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民营企业成长的轨迹。

本文试图对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中有关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及其成长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旨在获得民营企业与政府关联的完整理解和对政治联系问题的把握，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成长*黄嘉欣汪林储小平*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心理所有权、职业经理与民营家族企业的成长”（7087211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广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保障研究”（03/04T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心理契约破坏、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家族企业成长”（20090460797）以及中山大学青年教师起步计划（3126171_2050205）的资助。

作者简介黄嘉欣，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汪林，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讲师、博士后；储小平，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转轨背景下的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这一重要课题引起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研究者的众多探讨。

经济学关注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收益激励机制，管理学把政治联系视为民营企业的动态适应行为，社会学则着眼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角度论述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互动。

对国内外有关民营企业多学科研究文献中差异化的多元视角做整体把握，可引发学界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政治联系民营企业成长多元视角〔中图分类号〕F091.3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2-0086-052010年第12期二、政治联系的收益与民企成长经济学领域的企业的“政治联系”主题的研究，集中讨论了企业的高管人员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学者在衡量国内的民营企业是否具有政治联系时，主要看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是否是具有党员身份或政协委员身份，[1]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军队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2]1.形成政治联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实证研究对影响企业的政治联系的形成的原因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企业家政治参与是因为市场发展程度和市场支持机制发展程度不足。

研究表明，当制度指数改进一个标准差，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可能性就会比均值降低8%到20%，由此可以认为制度环境塑造了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激励。

[3]（P559）另一种解释则着眼于民营企业家的政党背景和家庭出身对企业家参政的影响。

陈钊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企业家是共产党员或者民主党派党员更可能参政议政，其中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概率更高。

而企业家父母的领导干部身份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具有显著影响。

[4]2.政治联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

政治联系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效果的研究虽然十分丰富，但研究发现却并不一致。

民营企业家的党员身份能够带来更好的公司的业绩，帮助他们获得来自银行和其他国有机构的贷款（初始贷款）。

[1]余明桂和潘红波的研究表明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长的贷款期限，其贷款效应主要来自于长期贷款。

[5]但吴文锋等也发现有证据显示民营企业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的这种贷款融资便利性更多地体现在短期贷款上，且民营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并没有影响民营企业的公司价值，但相比于高管的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更能增加公司价值。

上述研究结论之间的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政治联系的定义、样本企业和时间区间的选取，因变量定义的差异造成，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对政治联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做区分性的深入分析。

3.政治联系对企业影响的机制分析。

上述研究主要从民营企业能够从政治关系中获得贷款便利和税收优惠来说明政治关系的正面效应。

但更多的研究开始揭示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政治联系来实现其成长的运作机制。

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政治联系可以降低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的壁垒而实现企业成长，其中民营企业家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比如汪伟和史晋川认为民营企业家扮演了“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强调企业家突破政府设置的行业管制和市场进入壁垒的能力。

[6]而Li等则提出了制度企业家的概念，指代那些能够破坏现行的非市场机制已获得商业成功的企业家。

这些企业家通过公开倡议改变制度和法律，私人游说工作，直接打破惯例，或者“先斩后奏”（先进行投资，证明可行后通过正式的报告获得政府的认可）等策略，有效地突破限制其商业运作的现存制度，从而获取创业成功。

[7]在突破政府设置的壁垒而获得成长的背景因素中，制度环境因素通常在民营企业政治联系对企业成长影响关系中起交互作用。

比如，罗党论和唐清泉的研究表明法制水平越低、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政府产权侵害越厉害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与获得信贷的便捷度、企业绩效等指标的正向关系就更强。

[8]实际上，通过突破壁垒来提升绩效只是民营企业成长的其中一种方式。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运作还可能通过获得政府采购或者政府项目工程等形式来获取成长空间。

Eitan等人对政治联系的研究就揭示企业通过其高管的政治背景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订单从而影响公司表现。

[9]（P2331）这种情形在中国社会背景中可能有着更为特殊的内涵，值得深入研究。

三、政治联系的战略选择与民企成长管理学文献主要关注企业面临给定的社会制度背景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管理学研究者深入探讨了以上的措施所反映出来的经营理念和文化、战略选择、经营行为以及独特的商业模式。

1.作为商业模式的民营企业关系导向。

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被西方学者不恰当地称之为网络资本主义。

[10]（P600）与西方建立于法律契约和产权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同，网络资本主义是通过隐性而不固定的关系的动态变化来运作的。

这种网络资本主义，虽然需要花费更多企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却适用于复杂和不确定性高的环境。

网络资本主义的运作为新的信息传播创造了渠道空间，也为潜在的失败提供缓冲地带。

这种运作方式比较突出地出现在东欧、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转型阶段国家的制度环境中。

在这些地区，企业采取关系战略已经成为其成长的一种独特模式。

[11]这种采取隐性关系的运作方式在我国民营部门尤为显著，因为这些部门的法律保护相对缺乏，因而民营企业的领导人更倾向于认可关系的重要性，他们比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领导人更加依赖关系。

[12]上述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和高管人员价值观当中有较强的关系导向，这种关系导向不仅仅是个别时期的特殊产物，而且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陈凌等在对温州民营企业成长道路的研究中就指出，民营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政治特征（如建立党支部等），是民营企业主用“特殊关系取向的谋利精神”解决他们面临的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与政治谈判能力问题的结果。

[13]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文化价值、伦理规范变迁如何影响政企关系观念导向变化，进而影响企业成长方式差异的探讨还不够深入。

我国民营企业能否在转型过程中从关系导向转为制度导向仍然有待考察。

2.作为资源、资本和战略行动方式的政治联系运作。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运作被管理学研究者定义为一种企业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政治竞争优势。

如果企业能够制定和实施合适的政治策略，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就能提高企业绩效水平。

[14]在攫取政治资源创造竞争优势上，不同企业的选择是有差异的。

民企的政治参与可能是民营企业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选择，他们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以期得到商业机会、优惠待遇和有效保护；而另一些则只在遇到问题时被动地做出反应。

[15]在具体的策略上，民营企业采取的政治行动形式多样，并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和规定的形成及实施来塑造合意环境。

研究者同时也指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利益导向。

[16]我们认为，民营企业的政治行动也是民营企业家获取社会舆论认同并传递企业优质声誉信号的方式，行动背后有获取企业和个人的政治身份盾牌保护的动机在驱动。

管理学研究不仅关注民营企业显性的政治联系，也关注隐性的政治联系，后者显然在现实中更具普遍性。

就公开的参政议政的民营企业家而言，进入政治领域发出声音的民营企业家数量也是有限的，且与西方政体中企业家代表阶层整体表达意见不同，民营企业家往往以个人名义发出倡议，其公共事务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也有限。

然而，少数个案显示，资金实力强并善于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方政府政治，如官员的任免升迁、官员执政效率等。

因此，研究者不仅应该关注民营企业的环境适应战略选择，也要关注民营企业家政治联系的主动性影响。

这种主动影响乃至改造政治环境的效应和机制值得探究。

四、社会阶层政治联系与民企成长社会学主要从人的社会属性、层级关系及其功能的角度对政治联系的群体互动进行阐释。

社会学把现有的社会阶层及其利益关系看作给定的结构性关系，并解释这种状况存在的合法性及其演变趋势，并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关系属性及其动态等角度对民营经济中政治联系的影响给出了解释。

1.官员群体与企业家群体的互动关系。

在国际上最早关注国内民营部门及其政治联系的是社会学学者。

其中Nee提出的市场转型论最具代表性。

[17]（P663）他认为由资源分配者所控制的权力将会逐渐从政治领域转向市场领域，从而市场控制者所得到的收益将会高于再分配者的收益。

对市场转型论的反驳中，一种观点支持“企业家—官员关系”论。

Bruun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强大的官员关系网，私人企业力争与地方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建立联系，以获得有价值的商业信息、投资机会、政治安全、社会地位和认同，而地方官员从企业家官员的联系中获得支持地方发展的税收政绩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