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几个问题
求是网：现在国内正在掀起一股“重评历史人物”、“重评历史事件”的浪潮。

像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开始得到推崇，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些历史事件却越来越受到负面评价。

您能帮我们厘清一下这种现象吗？
刘润为：厘清不敢说，可以谈一点看法。

史学界的这种思潮其实还是否定革命的产物或者说是另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我认为关键在于她是否反对维新变法。

为她辩护的人说，这位老佛爷是不反对变法的，怪也只能怪维新派策略失当，太冒失了，你看她后来不是还主动搞了靖末新政吗？这种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

不错，慈禧太后公开表态时并不反对变法，但那是迫于《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的压力。

日本拿走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又外加2.315亿两白银；两年后德国又霸占了胶州湾，搞得举国哗然、民怨沸腾。

面对这种危局，即使再专制、再顽固的统治者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慈禧太后的所谓不反对变法，不过是平息民怨、摆脱危机的权变而已。

其实，在怎样对付维新派的问题上，这位老佛爷早已成竹在胸。

宣布变法后的第4天，即1898年6月14日，她就罢免了帝党首领、光绪帝的老师，维新派在朝中最主要的支持者翁同龢。

变法第5天，她又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圣谕，使她得以把持朝廷的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为控制局势作了最关键的准备。

变法推行之际，守旧派则纷纷上书，敦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杀康、梁以谢天下。

正是在守旧派磨刀霍霍的危急关头，才发生了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求
护驾的事。

哪里是什么维新派的“冒失”才惹怒了老佛爷呢？当然，维新派出台变法举措是急了一些、集中了一些，但是不急、不集中又能怎样呢？变法尽管是体制内的改良，但毕竟要触动贵族及其他八旗人的利益。

毋庸说更厉害的条款，单是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这一条，在慈禧太后及其他贵族那里就通不过。

镇压维新派以后，慈禧太后虽颁布了要继续改革的懿旨，但也是做样子的。

该旨劈头写道：“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

”时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记载：有人问他，“政府已主张变法，所不变者惟心术耳……此何意耶？”他回答说：“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

彼惧怕变法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

”值得注意的是，孙宝瑄并非维新派，而且其父其兄其岳父均任清廷要职，他的话应当是客观的。

至于清末新政，更像是拿立宪派当猴耍的一场闹剧。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于是成立了内阁，但12个内阁成员中有9个是皇族大员。

这叫什么？换汤不换药。

立宪派不甘失败，组团赴京请愿、伏阙上书，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请愿代表“押解回籍”，继续抗争者发戍新疆。

立宪派痛心疾首，发表《宣告全国书》，哀叹“新内阁如此，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纵观慈禧太后掌政，不能说她一点国家民族意识也没有，但是在掂量国家民族与统治集团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统治集团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统治集团中一般成员与皇族利益的时候，她绝对把皇族放在第一位；在掂量皇族成员与她自己利益的时候，她绝对将个人放在
第一位。

而这些利益，还多是眼前而非长远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样极端的自私、狭隘和僵化，使得她对中国进步的消极作用千万倍地大于积极作用。

说她在中国近代史上乏善可陈，似乎并不为过。

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不死，又不发生什么革命，中国早就实现了近代化。

这样的议论只能当作笑话听。

说到李鸿章，我们首先要肯定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

尽管洋务运动的初衷是维持清王朝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技成果，培养了一批像詹天佑那样的留学生，兴建了若干工业企业。

我的家乡唐山的开滦煤矿，就是从那时开采的。

毛泽东说：讲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

余类推，我们也不能忘了李鸿章。

但是，对于李鸿章评价的主要分歧，不在这个地方，而在他对外妥协的问题上。

推崇李鸿章的人说，李鸿章的妥协是忍辱负重，应当给以体谅。

有一部电视剧，把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情节渲染得极为悲壮，俨然有担荷天下罪恶的释迦胸怀，这就未免太过虚张。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妥协。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曾与德国及其同盟签订过《布列斯特条约》。

尽管搞了妥协，列宁非但没有受到诟病，反而威望飙升。

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以《布列斯特条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做一番比较。

先看签约前的局势。

就苏维埃政权来说，沙俄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使俄国大伤元气，苏维埃政权接过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乱摊子，亟须恢复、发展经济；革命虽然胜利，但是革命武装并未形成规模；新生政权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
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反动武装颠覆。

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做出妥协必定是死路一条。

就中国来说，大东沟一战，日本海军虽略占上风，但中国海军并未丧失再战能力，可是李鸿章一战胆寒，从此避敌保船，拱手让出了制海权，终至北洋水师覆灭。

甲午战败后，中国国力羸弱不堪，日本也几乎到了灯油将尽的地步。

但是，中国地大人多，尚有相当可以调动的资源；日本小国寡民，回旋余地不大。

倘若咬紧牙关，举全国之力再战，胜算的天平大抵是向中国倾斜的。

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李鸿章是可以不妥协或者做出小退让的。

再看妥协的目的。

列宁是为了以空间换时间，巩固苏维埃政权；李鸿章则是为了苟且偷安，凑合一天是一天。

从妥协的结果看，列宁达到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李鸿章则引来了更大的瓜分狂潮，6年之后，中国又与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同是妥协，列宁与李鸿章就是这样泾渭分明，怎能等量齐观呢？张謇在弹劾李鸿章时指出：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

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只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

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

李鸿章不但败战，而且败和。

应当说，张謇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李鸿章对外妥协，其实还有个人的目的。

1896年，也就是签订《马关条约》次年，李鸿章又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中国的东北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其间，沙俄承诺给
李鸿章三百万卢布（约合白银210万两）的酬金。

沙皇冬宫档案资料表明，李鸿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多万卢布，因而被俄国人称为“最厚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的老手”。

而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却正在抽血抽髓，为《马关条约》那两亿多两白银买单，真个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截止李鸿章去世，李家来源不明的财产达白银四千万两之多。

至于他算不算卖国贼，可以暂时搁置争议，相信后人比我们聪明，能够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现在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是把他作为丧权辱国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如果不能如期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
说到推崇袁世凯的那些议论，多属强词夺理、漏洞百出、牵强附会之类，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

不过也有一个比较有迷惑性的论点，就是袁世凯重视建设，理由是在他当政期间民族经济发展较快。

不错，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民族工业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那是因为袁世凯领导得好吗？当然，我们不能说袁世凯没有搞过一点建设，但是把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功劳记在他的头上，则是不公平的。

当时民族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从外部环境来说，此时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帝国主义列强忙着打仗，从而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这就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腾出了一定的空间；从内部动力来说，则多是由于张謇、穆藕初、简照南、简玉阶、荣德生等一大批杰出实业家的艰苦奋斗。

不错，袁世凯是经常将建设挂在嘴边的，在攻击革命党时也不忘给他们扣上一顶“有革命习惯无建设思想”的帽子，好像只有他才是一个建设型的领导者。

其实，他所处心积虑的是
如何翦灭革命党人、自己当皇帝。

建设与他的这一“工作重心”相比，则不知道要轻多少倍。

也许有为自己塑造建设形象的考虑，他曾任命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内阁的农商总长。

在两年的任期内，为发展民族实业，张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起草了20余种法令、条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实业发展计划，但是在袁世凯的领导下，这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

建设无望，张謇只好自炒鱿鱼。

他在辞呈里不无心酸地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如果袁世凯真是一个建设型的领导者，张謇会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么？
在今天，骂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都不少，但比较而言，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挨骂更多，所以我想谈一下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评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