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作者】何锦秋【关键词】周作人日本文化情结【指导老师】袁联波【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谈论周作人，现在依然是个具有很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他仍然有许多困惑的问题。
关于他的争论，在中国学术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评价的差距也是非常的大。
他与鲁迅是中国文坛两个被称为“冷”与“热”的文学家。
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生于浙江绍兴。
一九零一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教书。
一九一七年到北京大学工作。
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了新文化的主要参与者。
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伪国民政府官职，成为附逆之人。
晚年生活凄惨，可谓一生坎坷老来不保。
而他对日本文化情结却是始终不渝。
在中国现代文人中还找不到象周作人那样与日本联系那么紧密的作家。
郁达夫也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对日本充满了热爱之情，然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被他极其信任的日本宪兵杀害。
郭沫若，也有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他在日本的时候对日本文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日本文化极其崇拜，然而他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从容的站在了反对日本的立场上。
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除了喜爱之外，更多的是将自己完全融入日本文化中，使他更了解日本文化，使他对日本文化更加喜爱，从而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周作人曾生活学习在日本，对日本有着复杂的情感。
他对日本的民风民俗是热爱的，同时也对中日这两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
周作人刚踏上日本的土地，马上就感到了日本民族衣食住与民族风情的亲和力。
第一天到东京，第一个遇见的人，即伏见馆馆主的妹妹。
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周作人感到她“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样子使他感到很好奇。
多年以后当他谈起最初的感受时，依然深情回忆在日本生活实际接触的最初的印象。
这印象很平常，可是也很深刻，因为他在这以后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周作人还多次在作品中对日本人对待裸体的态度和赤足大加赞赏，认为日本文化没有宗教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的假正经，肯定赤足实际上是一件很健康的心态。
他从两个民族文化的认同上的不同进行比较，便不难理解他对中国妇女习惯缠足的“嫌恶”了。
周作人在《日本的衣食住》中谈到对日本文化有一种“爱”的原因时说：“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
”[2]一些中国留学生刚到日本的时候，都憎恨日本饭菜清淡，枯槁，没有油水。
周作人却说“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
”[3]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周作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与日本文化的在某些方面是很相似的。
正因此，他对日本文化理解得特别深、特别独特，并能够比较容易地捕捉和吸取日本文化的精华，所以被称作是“知日派”作家。
周作人研究专家钱理群认为日本学者的周作人研究比中国人要做的好。
这是因为他们具有着几乎与周作人相同的审美情趣，不然就不会有钱理群所说不如日本学者的慨叹。
钱理群说：“周作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日本，属于东方文化。
”[4]如果我们说周作人与日本人具有某种相似，对相同的事物有相同的审美反应一点也不过分。
周作人的审美趣味与日本文化某种一致或相似，只是周作人日本文化情结的表层，更深层的在于，周作人从日本文化所保留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的苦难命运中，触摸到中日两个民族的共同的历史血脉，超越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界限，感受到同为东方两个民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性的事实。
一、周作人文学思想与日本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向来因为博古通今而著称，他自己却颇以“杂学”自许，其文艺观念的来源也相当复杂。
而日本的现代文论对周作人文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对周作人一生的文学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周作人“人的文学”与日本文学思想二十世纪初，周作人发表了在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
这篇文章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的理论焦点：“第一，论述什么是‘人’或‘人性’，回答是，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具有‘灵’与‘肉’，也就是神性与兽性两个方面；神性与兽性的结合就是人，灵与肉的合一就是人性，并提出:‘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
’第二，是论述自我与他人、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
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5]并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致、利己又利他的文学。
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与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并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现理想的生活。
在周作人这里，新文学所指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是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
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促进人性的发展。
上述周作人的两个理论焦点，与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两个基本理论观点很相似。
早在周作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日本文坛已经鲜明地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密切关注日本文坛动向的周作人，无论是这两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回答，都与日本文坛的影响有关。
首先，用“灵”与“肉”这两个范畴来界定人性，将灵肉一致作为人生的理想状态，是受了日本现代文学理论中的相关理论的影响。
日本文坛用灵与肉的对立统一来概括文学的发展历程，从而展开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学观。
他们把灵与肉是否一致，看作是文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原因。
他们认为“灵肉合一”才会有高度发达的文学。
这一理论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文坛影响较大，灵肉一致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日本作家在理论和创作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并且影响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和人生观。
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作家自然也不可回避这样的影响。
周作人很早就明确地把“灵肉一致”作为一个理论引进过来，并把它作为“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
周作人将这一文学理论进行加工最终形成了周作人自己的理论，他在“灵”与“肉”关系的阐述中，则始终注意两者的调和与一致，从而显示出他的理论主张个性特征。
除了灵与肉的关系之外，个人和人类的关系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理论构架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而个人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也是日本现代文学所探索的中心问题。
众所周知，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的和直接的来源是日本现代文学理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和日本作家一样，周作人是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定位，作为“人的文学”的根本问题来看待的。
那么，周作人在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上指出: “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
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
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
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
……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耶稣说，爱邻如己。
如不先自爱，怎能如爱自己那样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这种主张与基督教的广济博施、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而是把自我、个人置于优先地位，首先发展自我，然后顾及他人。
概括起来，就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
这种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与日本学者的人道主义具有相同的理论构造。
两者都是批判地否定单纯的个人主义和单纯的人道主义之后的产物。
这种思想主张的形成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他的“人的文学”主张从单纯走向成熟的过程，由此表明那时侯的他已经在日本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完成了从单纯理解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向更加全面的认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转变。
（二）周作人“平民文学”与日本文学思想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发表后，又发表了题为《平民文学》的文章，提出了“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概念。
对平民文学的提倡，是中国五四新文学建立和发展的必然的内在要求，但从外部条件来看，日本的“平民主义”和“平民文学”对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也有很深的影响。
在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思想界、文学界的“平民主义”思想盛行。
当时的很多日本文学社团都提出了自己的平民文学主张，使日本的“平民文学”在某种程度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观，又有他鲜明的理论个性。
在《平民文学》中，他强调指出:“平民文学决不是通俗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
他的目的，并非要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
”平民文学的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
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文学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其两者间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的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性，感情的真实性。
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体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的真实情况，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实情感。
不久以后周作人对《平民文学》中的观点又做了补充，他说:“关于文艺上的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全是坏的。
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
”他不但表示“怀疑”，而且认为贵族精神比平民精神好，所以他得出结论真正的文学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文艺应当以平民精神为基础，再加上贵族精神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
此时的周作人所理想的，就是平民的贵族化。
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赞同日本现代作家们的看法。
他们认为随着电影、广播、画报的出现，像文学这样的东西读的人越来越少，文学虽然不会灭亡，但是它的普遍性与通俗性将要失掉。
周作人表示“到图书馆的一角读文学作品，这一件事实是很贵族化的”。
[6]周作人更明确地提出:“文学家实际上是精神上的贵族”，因为在文学作品中，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的思想是一样的。
由此周作人将平民思想和平民文学全部否定了。
开始由人道主义的平民文学的提倡，走向贵族文学的理想，周作人的文学观发展至此，与日本学者的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也有些相似。
日本学者的某些社会实践的失败使周作人重新思考“平民主义”，周作人后来反省时说:“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有些相当的主张。
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
”对周作人来说，出现这样的思想变化是必然的，以后他身上的那种贵族气质越来越浓，对民众越来越瞧不起，越来越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