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决策模式摘要：“理性决策模式”是外交决策研究的基本模式，具有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三个基本特征，但该模式忽视了显示国际政治中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操作性，存在着局限性。

本文试就“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一定阐述，并对其得失提出自己的评价。

关键词：理性决策模式、定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优势、缺陷外交决策虽然是针对外交、应对国际环境做出的决策，但是决策的基础还是国内政治，而且外交决策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作为一种危机处理方式，无论是金融、安全、环境、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可能涉及外交决策。

因此，外交决策可谓“贯穿内外，包罗万象”。

此外，外交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各国各地的国体政体、政治传统、民主程度都可能影响一国的决策方式。

但是为了规范研究，学者们还是将外交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了三种：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论述的“外交决策三大模式”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用来观察、理解各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传统研究视角。

一、“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及基本内容“理性决策模式”，即是在历史学的外交决策研究框架内，将国家或国家外交决策者看作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行为体，并认为决策者能从理性出发，能依据同样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可供选择的外交方案中进行决策，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外交决策模式。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性”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要素。

那么，何谓理性？理性一词（r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词根“ratio”，带有“明智、理智”的含义，通常用来描述信仰范畴中的“坚持信念的方式”[1]以及行为活动范畴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理性决策中的“理性”属于后者。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授在其《社会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曾将理性行为归结为“对条件允许的目标进行追求、其手段被经验科学证明属于可选范围和在本质上最适合于对这个目的的追求”的行为。

[2]由此，决策的“理性”即是指国家作为理性人，能精确地计算出各种决策方案所带来的效益和弊端，从而有目的地实现决策手段和决策目的之间的正比关系。

艾里森教授在《决策的实质》一书分析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两国重大决策的基础上，对“理性决策模式”、“组织机构决策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这三大外交决策模式进行了到目前为止关于国家外交决策的最公认的归纳和总结。

按照艾里森教授的观点，“理性决策模式”包括如下基本内容：1、决策行为者：国家或统一的国家政府决策者。

在“理性决策模式”中，国家或政府被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是团结一致的决策者，它们“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并且对每一个选择方案可能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统一的估计预测。

”[3]2、决策行为的原因：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理性决策模式”是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出发点的。

按照该种理论，“理性决策模式”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政治制度的“功能性要求”，在国际战略“市场”中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最大化。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企业的逐利性，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和国家的自利性，是有相通之处的。

3、决策过程：一切程序以“理性”为依据。

“理性决策模式”包括如下几个具体的决策程序，“理性”贯穿于这些程序的始终：第一，确定明确的决策目标，即国家决策者理性地归纳主要的真正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作为决策的出发点。

第二，收集信息情报，即有关决策部门开始收集完整的信息情报，并及时将第一手资料上传至决策者，以供其做出最优选择。

第三，综合考虑各种可选择方案，即决策者理性地分析、精确地预测每一方案的可能结果或后果，并选择能给他的目标带来最大收益或最小损失的方案。

4、决策后行为：理性选择过程完成后的一系列后续性行为，仍是以“理性”为指导。

第一，政策的表达和宣誓，即决策者将最优选择方案作为国家政策输出公诸于众，并能有效地阐述政策及政策制定的理由，且总能获得公众的支持。

第二，政策的执行与监督，即决策者能明确地协调、有效率地控制政策执行中的所有行动过程，并不断地评估和监督该政策行为，以达到灵活修正错误、调整政策走向的目的。

第三，政策的记忆和提取，即决策者总能及时地总结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有关经验，并在以后能迅速和准确地从记忆中提取该经验，以供下一次政策制定时作参考。

二、“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特征根据上述“理性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该模式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理性决策模式”将决策主体假定为高度一致的国家或国家政府的统一体，而不是由拥有不同认识、主张、和利益需求的各种党派、利益团体、政府部门、机构组织等构成的多元的决策者集团。

参与决策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虽然存在着职位高低、权力大小的差别，虽然有矛盾分歧，有利益竞争，但他们或它们都根据同样的决策目标和价值观，都依据同样的权力—利益的理性算计，都根据“一种用来决定哪种选择最能满足目标要求的运算法则”[4]来做出一致的外交决策选择。

概括来说，“理性决策模式”中的决策者是单一人格化了的行为体，国家就像一个人那样在制定外交政策。

（二）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以现实主义范式为理论基础的“理性决策模式”，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战略选择模式。

其中，决策者是按照功利原则行事，谋求无政府的国际状态下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决策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摩根索语）。

在这里，“国家利益”包括了两层内涵：第一，“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权力政治的精髓”。

[5]按照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 H a n s J .Morgenthau)的观点，国家利益是由这个国家的权力来确定的，“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

[6] 国际政治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权力，“理性外交决策”的实质是为了“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7]因为，“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

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

”[8]（三）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理性”，既是研究国家对外行为特征的基本判断和假设，也是贯穿于整个“理性决策模式”过程的主线，就像摩根索所说的那样，“只有将理性的假设与实际的事实及其后果放在一起作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事实以意义，才会使一种政治理论成为可能。

”[9]在“理性决策模式”中，决策者被视为具有高度理性思维的人，而整个决策过程就是在“理性人”进行精确的成本—效益算计的前提下的一种纯粹的理智过程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它要求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一切动态有清晰完整的情报来源，对一切可供选择的方案及方案可能导致的结果能进行完全正确的分析、比较，最合理地排列出各种外交目标的主次轻重，最后毫无争议地选择出获利最大、风险最小的最佳方案，而方案的执行、评价、监督以及记忆和提取也总是能顺利地达到最优效果。

实际上，“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不在于谁去做决定，而在于整个决策过程本身是以理性为导向的完美无缺的边沁主义的具体实践。

三、理性决策模式的优势由于决策者各不相同，决策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外交决策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不可知”的困境中。

理性决策模式提出了一种在理论上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模型。

由于理性决策模式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很容易明确国家利益，在决策中可以分出轻重，减少不必要的因素的干扰。

由于理性决策模式进行的选择是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因此，势必掌握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每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自己在每个方案中的利益所在。

四、理性决策模式的缺陷理性决策模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便筛选掉次要因素，尽快做出决策。

宝剑往往锋出两面。

理性决策构建的模型中排除掉的因素往往在现实的决策体系中不可或缺。

首先，理性模式将政府的决策机构视为实心球，因此默认其步调一致利益统一。

但事实上，在决策过程中人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我们不可能要求政府中所有的机构都是高风亮节，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手，毫不考虑部门和个人的前途和发展。

这样的政府除却雅典城邦外恐怕不可能存在。

因此理性决策模式实际上是勾画了一个理想的决策环境，将“多”化为“一”。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可行。

况且“国家利益”是一个很虚幻很宽泛的词汇，具体的定义在制定决策者的手中。

过于宽泛的定义就等于没有定义。

所以，决策机构拥有极大的、不受限制的自主权。

无论是怎样的决策经过人为的修饰和包装都可以被看做是体现了国家的最高利益。

其次，理性决策模式将最终的选择权利保留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实际上是默认了最高决策者有过人的智慧、胆识和勇气，有充分的处理外事的经验；一国的外交就如同是一个家庭要打开门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顾及。

所以外交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出现的问题可能微观到原子，也可能宏观到全球战略。

试想是否有可能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在决策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研、文化、教育、健康等等各个领域时，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我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也是望尘莫及的。

理性决策模式旨在针对解决个案，但是每一秒钟都有千千万万的事情在发生，决策机构每天所要作出的决策不在少数。

如果全部都是通过理性决策模式的成规，在充分论证后由最高决策机构作出选择，不排除有决策机构疲劳积累作出非理性决策的可能。

再次，理性决策模式默认在决策过程中所有的信息都是可靠的、及时的，以此为基础做出的选择预案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实际上，很少有完美的情报，一方面，提供情报的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可能对情报大肆删改或加以粉饰；另一方面，接收情报的人则往往带着成见对其进行分析。

所以，即使决策者选出了最佳的方案，但是方案的内容也可能会与世界情况南辕北辙。

最后，按照理性决策模式做出的决策当然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

但是当危机发生时，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论证，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供决策者参考和对比各项方案呢？恐怕答案并不乐观。

所以决策者及时依照理性决策的模式进行选择，在遇到一个中上的方案时可能就适可而止了，而剩余的方案中是否更有选择，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另外决策的形成是在无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政策出现偏差时，没有制约就没有了最后的纠正的机会，很容易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横看成岭侧成峰”，任何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因此它必须要回归现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