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及现实意义内容摘要: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其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在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内影响巨大。
本文立足于全面分析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并进一步认为其思想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边沁;功利主义;现实意义功利主义,又称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
在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由来已久,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噶派。
到了17 世纪,资产阶级储备力量准备和发动革命,作为理论武器,霍布斯和培根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伦理功利论,之后法国爱尔维修发展了这一理论,但是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直到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英国的边沁和密尔才使之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说。
自19 世纪后期以来,功利主义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生活观、道德准则,影响甚大。
所以,人们提及功利主义,都是指19 世纪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并称边沁为功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
一.边沁功利主义的内部结构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受快乐主义、哲学经验论、英国情感论和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是西方伦理学、哲学传统的沿袭。
功利是这样一种事物特性,它能给人带来快乐( 或利益、好处等) 或者减轻、避免痛苦( 即不幸福)。
总而言之,功利就是趋乐避苦。
大多数国内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笔者赞同三分法,即快乐论原则、功利原则和唯效果论构成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并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其道德最高原则。
(一)快乐论原则:趋乐避苦是人做出行为选择的终极原因边沁认为,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是人做出行为选择的终极原因。
人做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得到快乐逃避痛苦。
在他看来,趋乐避苦是人的自然本性,人的一切所思所想所为都受其支配。
在他的专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开篇就如是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
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
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由其定夺。
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
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他将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
”在这部著作中,很明显,已经说明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建立在苦乐原理的基础上的。
他认为,自然将人类置于快乐和痛苦这两个至上的主人的统治之下,只有快乐和痛苦才是人类行为唯一的是非标准。
在他看来,快乐的增加或痛苦的免除是人的本性,追求快乐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初始点与最终目的。
但边沁对快乐的看待主要是物质性层面的,即物质的快乐或物质利益的得失所引发出来的生理感受的快乐,由于快乐主要是物质性的和生理意义的,所以快乐是可以计算的。
边沁特别提出了“七种”快乐计算方法,其中包括判断快乐和痛苦大小的四个计算因子:强度、持续性、确定性、远近性,以及最大幸福的三个标准:繁殖性、纯洁性、广延性。
边沁认为,可依据这些因素对于某个行为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价值进行计算。
然而,不同的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的苦与乐,在边沁功利主义看来,只有量的区别。
边沁认为,小孩的图钉游戏的快乐与大人从诗中得到的快乐性质上是一样的。
把不同质的快乐看成在性质是一个东西,是边沁的基本的重要的论点。
因此,边沁主张以最大的快乐的总量为行为的道德标准, 并具体地依赖于快乐的计算,这就显得过于狭隘。
(二)功利原则: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认为,所谓功利主义就是对利益的追逐、获得、享受与满足。
当然这里也包括精神上的、情感上的、心灵上的利益追求、获得与满足。
他说:“功利不仅仅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生活的追求,也是个人对自身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的设定与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是实现社会和人类利益的动因,社会和人类利益———即最大多数的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的实现才是个人利益追求的目标与归宿”。
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没有个人利益的实现,根本就没有社会利益;离开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创造,这实现社会利益只是一句空话。
边沁主张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
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
”因此,在他看来,个人利益是关键,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极力反对牺牲个人利益,认为失去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也就不存在了。
要求每个人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快乐,社会利益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了。
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虽然边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道德准则,但其实质上是利己主义者,未看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质的不同。
(三)动机与效果:唯效果论在边沁看来,人类的一切行为动机以及合理性依据都是源于幸福,源于功利,即快乐的增加或痛苦的减小与免除。
他认为对人类的任何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所依据的就是该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幸福或不幸,或者说是依据该行为所带来的善或恶。
只要一个行为能够给当事人或利益有关者带来快乐、幸福的结果或减小不幸、免除痛苦,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
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从行为的动机强调功利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同时更是在行为效果意义上强调功利的支配作用。
边沁认为,每个人内心的动机总是为了追求快乐,而不可能是为了寻求痛苦。
快乐即善,每种快乐都是善,痛苦即恶,是唯一的恶。
那么每个人的动机都是善的,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动机、人的内心状态无法说明行为的善恶。
只有结果,只有从这个行为是否增进了快乐才能表明这个行为本身的道德属性。
边沁的唯效果论只在乎其行为结果有没有增进当事人的快乐,把道德是非的标准交给人是否获得幸福与快乐为判断,从一方面体现了其人性论的基础,关注人的生活,在上帝、人的理念之外寻找道德标准,这无疑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另一方面,唯效果论本身存在着缺陷。
片面强调行为结果才是决定一个人行为善恶的唯一标准,这一论断割裂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
动机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道德价值,自觉性高,否定了动机,就如同否定了道德的内在自省性,导致了道德他律论、道德工具论,把道德当做求得功利,也就是追求快乐、幸福的工具。
二.边沁功利主义的现实意义功利主义对20世纪的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不但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大都接受功利主义的原则,功利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也有实际的作用。
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边沁的功利主义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道德教育发展和价值观荣辱观教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边沁的功利主义有助于改变人们行为的盲目性,促进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也蓬勃发展。
主要原因是人们价值观的转变,没有这一转变,我们不可能确立“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把是否考虑个人利益作为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并且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正是由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增强,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利益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地位,有了行动的方向,从而调动起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二)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有利于促进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告诉我们,我国的道德教育必须立足于现实。
长期以来,我国道德教育过度理想化、无视现实,不可避免会导致德育走向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极端,弱化了道德教育的效果,甚至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以理想主义为基础的道德体系虽然能够使某些理想主义者得到满足,但却是缺乏实效的。
只有立足于现实,循序渐进,才能达到“完全”、“纯粹”的大道德境界。
因而只有平时细微的然而是不断的道德进步的量的积累,才能达到道德面貌的根本改变。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关于快乐论的道德本质的学说,认为趋乐避苦,追求幸福或利益是人的本性,是人生的目的,虽然未免太过简单、太过直觉。
但如果仔细琢磨,它的优点在于,这样的价值观更有现实色彩,人人能够听懂、理解,因而可能真心遵从。
它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道德教育必须以“现实”为起点,而不可完全高踞于“理想”之巅,无视人性弱点,对任何接收道德的人之对象均提出远远超出人的接受能力的道德。
(三)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有利于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
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可以促使我们更重视价值观和荣辱观内容中的义、利结合。
我国的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在内容上一直沿袭传统的儒家道德,并固守以往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体主义。
传统的儒家道德虽然不乏值得借鉴和吸取之处,但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等级制度上的。
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规范也很少体现“与时俱进”的内容,抽象的“集体”与“社会”仍然阻碍着个人的自由发展,很多“言义不言利”的道德标准也很难适应市场经济中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社会行为。
如果不去研究如何适应经济关系的变化对道德准则的冲击,我们的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甚至会引起逆反心理。
而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直接肯定了个人利益和需求的合理性,有利于克服只讲集体而忽视个人的思想,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功利原则对个人利益和需求的肯定,实际上确认了个人独立、个性自由、个人成功和个人幸福等个人价值的合理地位。
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总之,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功效和利益方面的伦理学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于个人来说,过分夸大或无视义利的辩证统一观,一味强调个人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精神,轻视社会利益的问题,则是有局限性的。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边沁的功利主义理念有利于促进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它对我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1]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年。
[2]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 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4]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5]龚群:“当代西方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