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大陆对林语堂的全面研究和介绍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滥觞期，到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沉寂期，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才进入一个复兴发展期[1]。
期间，林语堂的文艺思想、文化观念等都有了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但这只是对林语堂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研究。
林语堂作为一位将中华文化介绍到国外的翻译家，近些年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本文从林语堂的翻译思想研究、林译《浮生六记》的研究、其他译作的研究等角度，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研究林语堂著作等身，对于翻译理论的论述却相对较少。
最能反映其翻译思想的当属林语堂1933年写的《论翻译》一文。
这是他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一书(193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所作的序论，后又收入林语堂的《语言学论丛》一书中。
陈荣东在《一篇不该忽视的译论》一文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介绍。
他指出，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不仅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也在阐释这三条标准的说理过程中对于翻译美学涉及的几个重要方面，如翻译审美客体(原作)、审美主体(译者)、审美过程(翻译思维和程序)、审美产物(译作)及审美评判原则(翻译批评标准)等，阐发了精辟的见解[2]。
郎江涛和王静指出，在《论翻译》一文中,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译学思想。
在继承前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
同时也指出了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其归化的译法不利于译语语言的丰富，对文化交流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3]。
研究者不仅研读文本，也从不同的角度了阐释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理论。
如周仕宝指出，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他无疑给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从而提升了理论本身的学理品性[4]。
王少娣分析了林语堂翻译作品的文本选择倾向，认为林语堂的翻译文本大体可以分为哲学、文学和女性三个主题，文本的选择受到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外部时代大环境因素的影响[5]。
周雪婷在从人文精神这一独特的视角对林语堂的翻译观作出了新的剖析[6]。
梁金花在则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了林语堂的翻译理论[7]。
赵静静特别探讨了林语堂的美译思想。
尹昌莉在勒弗菲尔(Lefevere)提出的“改写”(rewriting)理论框架下，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发现林语堂翻译作品在目的语读者中倍受推崇的原翻译家林语堂研究述评郑中求（河南科技学院，新乡453003；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摘要：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著名翻译家，对于翻译家林语堂开展的研究却相对较晚。
本文从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研究，对林语堂译《浮生六记》的研究和对林语堂译其他作品的研究三个角度出发，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林语堂；翻译；综述收稿日期：2009-09-07作者简介：郑中求（1980~），男，汉族，河北新河人，河南科技学院助教，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
因在于他在翻译中对原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操纵和改写，以适应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8]。
李昕燕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出发来研究林语堂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方面探讨影响林语堂的翻译活动的因素，探讨了林语堂决定选材和翻译策略的深层原因[9]。
研究者也对林语堂的翻译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
李巧芳比较了林语堂翻译思想和奈达的翻译理论，探讨这两位翻译家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等，指出了二者的相同观点，评述了二者的相异之处，同时对其翻译理论形成背景作了对比分析[10]。
付丽从近代特殊的社会背景着眼，探讨在中国近代的特殊历史文化状况下，鲁迅和林语堂对这一文化状况的不同态度对其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并指出在一定的客观文化环境中，译者对该文化的主观态度并非是一致的。
因而在翻译实践中，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策略取向。
翻译策略的决定因素最终还是译者本人。
翻译策略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11]。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曹明伦继承和发展了林语堂的句译理论，倡导翻译以句子为最小单位[12]。
朱明海指出，林语堂的诗歌翻译思想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渊源之一，林语堂的译诗风格对许渊冲的翻译实践有重大影响[13]。
二、林译《浮生六记》的研究据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女士统计，林语堂的主要中译英作品有《浮生六记》、《古文小品》和《冥廖子游》三种。
其实，林语堂的中译英作品还散见于《英译老残游记第二集及其他作品》和林语堂所著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书。
在林译作品中，《浮生六记》最为著名，研究者着力也最大。
翟红梅和姜家涛的《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研究述评》一文（以下简称翟文）对林语堂译《浮生六记》研究进行了评述[14]。
他们把近年来对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方面，并指出对《浮生六记》英译的研究多数属微观研究，指出深化林语堂翻译研究应坚持国内外研究相结合，翻译思想和实践研究相结合，汉英和英汉翻译研究相结合，语言学、诗学、文化学翻译研究方法相结合，翻译主、客体研究相结合。
翟文的意义在于这是首次对林译《浮生六记》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但作者只是根据18篇文章进行了研究，样本较少，同时该篇文章只是对期刊文章进行了研究，没有涉及到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对《浮生六记》研究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三年来，针对《浮生六记》的研究日渐繁荣，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鉴于翟文对已2005年以前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此处仅对2006-2008三年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下梳理。
（一）宏观研究成效显著按照翟文的分类，以语篇、跨文化交际、译者主体性、译语文化及其读者等为切入点来研究翻译的论文可归属为宏观研究，翟文查到并分析了4篇宏观研究方面的论文，近三年来，相关宏观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视角多样，研究成果丰富。
林语堂提出了“美”的翻译标准，他也是这一翻译标准的忠实实践者。
王千在其硕士论文中分析了《浮生六记》林译的审美再现。
在研究方法上，他采取了语料分析的方法，对林语堂译《浮生六记》个例中翻译审美再现过程的具体语料分析，进而探讨了林语堂实现翻译审美再现的主观条件和林译本中审美再现的主要表现类型，以及审美再现的两个方面[15]。
韩志华从中西文艺美学、翻译美学相关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林译《浮生六记》的美学再现，并探讨了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的美学素质及其作用，指出提高译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是审美再现的关键[16]。
窦金明从“形似”和“神似”的视角分析了林语堂如何使翻译传神达意，体现原作之美[17]。
王少娣从模糊语言这一独特角度出发，分析了林译《浮生六记》的审美再现[18]。
对《浮生六记》的研究也在多重视角下展开。
王丽从目的论这一角度分析了《浮生六记》的翻译，指出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并研究了林语堂如何在该目的指引下处理和传达中国文化，认为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实现了它传达中国文化的目的[19]。
车欢欢从翻译规范理论的角度对林译《浮生六记》进行了分析，认为文本的选定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林译成功的重要因素，它使《浮生六记》成功地进入目的语文化，并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喜爱[20]。
朱赛妮从语篇可接受性视角出发，从意图性，衔接，连贯，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六个方面对《浮生六记》林译本进行具体分析，指出林译的成功在于实现了这六个方面的可接受性，进而实现了整个语篇的可接受性，使其译本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
姚瑶将《浮生六记》林译本中意识文化信息的传译放在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视角下分析，指出林译在意识文化信息的传译方面虽然存在缺憾，但仍有成功甚至经典之处[21]。
崔玮玮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分析了《浮生六记》的林译，指出林语堂的翻译十分符合功能目的论的三大原则，其译文不但忠实再现了原文，并且在艺术的层面上有所突破，是对原文的艺术再创作[22]。
（二）微观研究逐步深入按照翟文分类，对林译《浮生六记》的特色、翻译策略和具体方法的研究属于微观方面的研究。
相对于翟文中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的情况，近三年的微观研究相对较少。
陈爱明在其硕士论文中比较全面和详细的讨论了林译《浮生六记》的翻译策略，探讨了林译本的句子，四字短语、词序和风格，分析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称谓、专有名词、度量单位、文化特色词语、历史典故的翻译策略。
陈爱明指出，就翻译的一般情况而言，语言层面应以归化翻译为主；文本风格应当用也可以用异化策略；文化层面则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23]。
谢爱玲以林语堂英译本《浮生六记》为个案，分析了强势文化中林氏文学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共存互补现象；并指出了林语堂所选择的翻译策略的历史文化背景[24]。
熊宣东和冯文坤运用I.A.Richards的“细读”理论,分析了《浮生六记》原文的字、词、句和篇章结构特点，并针对文化专有项的讨论，论证了文学翻译“似”与“半”的本质内涵[25]。
蓝红军以林语堂译《浮生六记》为例，分析了其中的文化兼容与杂合现象，指出除异化与归化之外,文化杂合也是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26]。
张美平从四个方面———理解透彻，语言地道；忠实准确，生动传神；内涵完整，寓意清楚；译法多样，老道圆熟———分析了林译《浮生六记》，探讨了林语堂的翻译策略和技巧[27]。
大多数研究都对林译《浮生六记》持肯定态度；薛军伟却另辟蹊径，在认真对比英汉语文本的基础上，对林译提出了批评意见。
他认为林译存在对原文理解较浅，对原文理解存在失误、一些翻译手法能引发读者理解障碍、解释不充分、难以完美地传达体现的情感等问题[28]，自成一家之言。
同时，这也让我们更深的理解翻译之难，典籍翻译之不易。
（三）对比研究任重道远《浮生六记》的英译本有两种，一个是林语堂译本，一个是雪利·布莱克(Shirley Black)的译本，这两位翻译家，一位是东方文化背景。
另一位是西方文化背景，后者同样翻译了《浮生六记》，并将其介绍给西方读者。
由于文化背景各异，两者的翻译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但对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不是很多，还有很大的文章可作。
就笔者目前所见，最早对这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的是刘嫦的《从<浮生六记>两译本看归化和异化》（该文发表于2003年，但翟文未收，故此处加以评述），这篇文章从语言角度和文化角度出发对《浮生六记》的两中英译本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看法，并指出，归化和异化是互补的翻译策略，异化应是主流，归化是补充[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