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篇题据首句加。

古人称孟子“好辩”，而《齐桓晋文之事》章是孟子论辩的著名篇章之一。

因此，人们对它多有析论。

纵观诸论主要在于其论辩技巧方面。

孟子此文洋洋洒洒，使人能服膺而不疑者，其惟一论辩技巧所能尽？倘“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刘熙载《艺概》）。

赵歧《孟子题辞》尝云：“孟子……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

”而刘熙载亦尝云：“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

然此亦诸子所同。

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艺概》）其“意以独至”“析义至精”，求之于《齐桓晋文之事》章亦复如是。

《齐桓晋文》一篇正是孟子理想热情的深切而著明的表现。

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仁”“礼”的思想，推扩而成为“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也把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精神继承下来，周游于齐、魏诸侯之间，宣传自己的主张；他自许甚高，以安定天下自任，故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之言。

然而，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正是诸侯力争之时，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不合时宜，不受重视。

他不得不与当时迷恋强权的思想展开激烈的交锋。

本篇开始于齐宣王问“霸道”之事，而“霸道”是与孟子主张相悖的，因而，他回复说：“臣未之闻”，并迅速转换话题，提出“无以，则王乎”的议题，从而展开了有关“王道”的滔滔答辩。

齐国当时国力强盛，宣王也有“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雄心，孟子正是掌握了齐宣王的这一心理，趁机提出了“保民而王”的主张。

接下去便是孟子利用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说明他是可以做到“保民而王”的，这里，孟子吸引了齐宣王的注意，取得了齐宣王的倾服，这就使孟子能够牢牢掌握主动，深入阐发其主张。

对齐宣王，首先要解决他“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的疑问。

孟子首先肯定其“可”，在宣王进一步讯问之下，孟子详细分析了通过“以羊易牛”一事所表现出来的“不忍”之心，这是“可”的基础和根据，也证明了孟子说宣王可以做到“保民而王”的论断。

但这仅是文章的第一层。

齐国的现实却是齐宣王要实现所谓的“大欲”，而这与“保民而王”恰相矛盾。

这样，孟子就要进一步解决“保民”与实现“大欲”的关系，才能说服齐宣王。

孟子没有正面回答宣王“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问题，而是转到能不能做到“保民而王”的问题上。

这是论题的深化，也是逻辑的必然发展。

孟子提出“推恩足以保四海”，而齐宣王没有做到推恩，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其所以如此，是在于宣王欲实现“大欲”而采取了与目标效果正相矛盾的方法。

这一大段的论析虽然曲折，却是从反面说明依靠武力而不是依靠“保民”，是达不到称王天下、实现“大欲”的目的的。

而要实现“大欲”，则要“发政施仁”，这开出的仍然是“保民而王”的药方，也正回答了“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问题。

曲径通幽，回环往复，正是析义精细之笔。

看来，“保民而王”乃是惟一可行的正确方针。

这就从现实性上解决了“保民而王”的问题。

这是文章的第
二层。

由此孟子的主张对齐宣王来说，有了吸引力，因此，他提出了“请尝试之”的要求，这就给了孟子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保民”的机会，从而使文章自然过渡到第三个层次，具体说明“保民”的方法。

孟子从人之常情上论述，指出君主要使百姓“有恒心”，则必须“制民之产”，赡养老小，满足起码的物质要求，“然后驱而至善”，在这个基础上，才指出欲要达到这一点，就要采取予民“五亩之99宅”“百亩之田”，然后“谨庠序之教”的“反本”之方。

论说至此便自然归结到“保民而王”这个中心论点上来，从而收束全文。

本文固不乏铺张扬厉之处，然昔人所言“孟子长于譬喻”却是此文最为精彩之笔，亦是与至精之义结合最为密切之处。

文章开始，就借齐宣王“以羊易之”之事，以明齐宣王“不忍”之心，虽非譬喻之体，却有譬喻之用；继而则是以举百钧与一羽、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以喻不能与不为之别，并以“挟太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再申不能与不为之异，至于宣王以“兴甲兵，危士臣”求己之“大欲”，孟子则以“缘木而求鱼”为喻，并以邹人与楚人战进一步说明力量对比寡不敌众的道理。

这些都是言近旨远的效果。

郝敬曾云：孟子“七篇之文，近而远，浅而深，疏畅条达而详允精密”（《读孟子》），可谓得当之评。

孟子尝言：“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孟子·告子下》）“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

”（刘熙载《艺概》）既服膺孔子如磐折，又坚持“仁政”“王道”政治思想而不易，则是孟子处不得已之世，申不得已之情，乃有不得已之辩。

形诸文字，则成不得已之文。

一切从本心流出，故言务尽而理务明，辞虽易而义至精。

此本章之能成为千古名文的原因所在。

（王培元/文《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