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先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学术范式转移上，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话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规则也。

”王氏在经史研究中所总结、运用的“二重证据法”即为此方面的代表，对学术界影响深远。

然而对“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时间，学者多认为是他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是对此前研治经史之学的理论总结，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笔者在读王氏早年著作时发现，早在1913年夏间，他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且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其出发点似与《古史新证》不同，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

1王国维曾将有清一代学术总结为“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已降一变也。

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

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

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

道咸已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已降之学新。

”对于清代“学术”与“经世”的关系，王氏概括得简洁而确实，考查其治学亦宜从此处入手。

道咸已降，清朝社会危机及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乾嘉专门之学”(亦称考据学)在达到高峰的同时也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流弊与缺失”，更因其不能应对现实危机，有“经世之志”的今文经学渐代之而兴。

今文经学家返求诸六经，藉“复古”以求“改革”。

其“返求圣经的运动最后结果是宣称所有古文经都迷失了孔子的本意，这个破坏性很大的运动，由刘逢禄之分解《左传》，魏源之割裂《诗》、《书》，龚自珍之欲写定群经，寝假廖平、康有为断然宣称所有古文经具为刘歆所伪，一举否定古文经的信史性，藉此复兴今文经学，以便重新揭露孔子之微言大义”。

尤其是康有为、梁启超，“把西学与孔子的微言大义结合起来”，以之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社会与学术界都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清季民初保守派学者叶德辉就说：“数年以来，康、梁倡为伪经改制、平等民权之说，于是六经去其大半，而学不必一年而成，民无论愚智，人人得可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

”陈寅恪也说：“襄因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

其时学术风气，治学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

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

”王国维生活于清末民初，深切感受到今文经学家“改制疑古”之风，因而在1905年特别强调：“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的学术自是针对提倡“保国、保教、保种”的康梁今文经学而发的。

王氏于1911年清亡东渡日本后转治经史之学，并于1913年夏提出“二重证明法”，或为狩野直喜所说的“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理论阐述，当即针对今文经学对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所造成的极大冲击而发。

在转向经史之学前，王国维治学已有数变。

早岁参加科举，后转治哲学、文学，东渡日本后始渐转向经史之学。

其“治学之方法，视并世诸家有特具之优长，即历史眼光之敏锐是也。

其治一学，必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

对于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学者多从罗振玉劝导说。

这一点不容否认，且其在治学方面受罗氏影响较大，但并不能以此掩盖王氏自己独立的学术追求。

据同为“海宁四子”且与王氏关系甚好的陈守谦回忆：“当年少气盛时，以为两人必当有所树立。

”“有所树立”是王氏一生的学术追求与寄托，研治哲学因不能“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而转向文学；研治文学也务在“创获”。

其转向经史之学，也务在“有所树立”。

1927年狩野直喜回忆道：“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些变化。

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

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究。

”1913年11月，王氏致缪荃孙信中即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圈点一过。

”与狩野直喜所说相合。

1921年王氏自编的二十卷《观堂集林》“艺林”占了八卷，亦可见其对经学的重视。

王氏这种学术转向还与其经世之心密切相关。

早在1899年所作《(东洋史要)序》中，王氏认为：“东方诸国，所以有现时之社会状态者，皆一一有其所由然，不可不察也。

故欲解释现时之社会状态，则研究东洋史其要也。

……余尤愿读是书者，就历史上诸般之关系，以解释东方诸国现时之社会状态，使毋失为科学之研究，乃可贵耳。

”1912年8月17日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说：“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

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

……坐待归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

”“陵谷”指辛亥革命，“斯道”即其所治经史之学。

王氏对狩野直喜期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其所指“疲俗”似为道咸以降“攻伪疑古”的学界风气，在王氏内心也或有自期、自励的因素。

而这又与罗振玉的劝导分不开。

东渡不久，罗氏曾劝王国维“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他谈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

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

……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上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

学者或以为罗氏所言与当时学术趋势实不符，或以为乃后来受古史辨派影响。

然而这与晚清以来得到极大发展的“攻伪疑古”的今文经学密切相关，又可与1913年夏王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初稿相印证。

且在 1923年代罗振玉所作《观堂集林》序中也说：“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

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

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

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王氏以传《诗》、《书》的申公、伏生自期，更可见其“振疲俗”的用世之心。

然而其经世之心非直接为政治服务如康有为者，而是于学问上作“科学之研究”，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承继先哲将坠之业”，并“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那么，王氏将在何处“承继”、“开拓”“先哲将坠之业”?在经史、小学尤其是经学方面。

前面已谈到，王氏对今文经学家“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而求“托古改制”极为不满，辛亥后更感“多更忧患阅陵谷”，天下道术将坠，何以挽救之?这是当时不少学者共同具有的焦虑心理，因而保“国粹”、倡“国学”随之而兴，王氏与罗振玉也参与其中，出版《国学丛刊》。

但在东渡之前，王氏尚致力于哲学、文学。

这固与其忧世用世之心相关，而认清自己所要“承继”、“开拓”的“学术之区宇”以寄托“有所树立”的学术追求更是其学术转向的关键因素。

东渡之后，尽阅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并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

与当时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论学及尽阅罗氏大量书籍尤其是古物藏品，使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要改革中国经学研究”的方向，“二重证明法”的提出或即其理论上的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王国维之所以转向经史之学，是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经世之心、个人学术追求及所遇机遇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道咸以降因内忧外患而兴起的今文经学，给社会及学界带来极大影响。

其“攻伪疑古”的学术风气，对当时学术界有着极大的冲击，使得学人感到天下道术将坠而欲力挽之。

特具“历史眼光之敏锐”而欲在学术上“有所树立”的王国维，在罗振玉劝导下，在转向经史之学后不久即提出理论上的阐述――“二重证明法”。

2在1913年夏所撰《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以下简称《初稿》)，王氏阐述了考证上古制度的宏观理论，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

1923年编入《观堂集林》时多有删节，所删内容正反映了他思考问题的视域、思考过程及其治学理念，有助于理解其学术转向之由及志趣所在。

《初稿》开篇即问：“居今日而欲考上古之制度将安所正哉?”因为，“晚周秦汉之书”因“有司失传”、“诸侯去籍”、“秦火”、“挟书之律”，“七十子后学所述”与“两汉经师之说”“相抵牾者亦多”，“协于彼矣，或违于此；通于理矣，而或阂于数。

异说百出，无所适从。

即有调停甲乙之间，斟酌数理之会，而文献无征，终不能使人信服”。

既然如此，“然则居今日而欲言古制将安所正焉哉?”王氏求助于地下出土的“最古之史料”：宋代以后，古器日出。

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

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

……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之亦自证明焉。

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快事也。

经过“二重证明”，“最古之史料”与“周秦两汉之书”亦各自得到证明，则“上古之制度”自然于其间可得到确实可靠的考证。

在此，王氏所说“上古之制度”主要指的是“名与物”及“礼与俗”：“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伪也。

”经过“二重证明”，“周秦两汉之书”中所载“名与物”及“礼与俗”自然也就得到可靠的考证。

联系前面所谈王氏转向经史之学的原因，用“二重证明法”考证“周秦两汉之书”及其所载“上古之制度”，显然针对晚清以来“疑古攻伪”的学术风气而发。

另一方面，“二重证明法”同时也强调“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似亦有所针对，即古文经学家章太炎质疑甲骨文、金石材料的可靠性。

1911年出版的章氏《国故论衡?理惑论》不仅对钟鼎彝器之文提出“五疑”，且认为“掊得龟甲者”“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慎欤”?章氏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极大，王国维应该读过或了解章氏这种观点，因而撰此文时似有所针对。

若以此看，则王氏对经今、古文学皆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评判，其提出“二重证明法”自是为“承继”“开拓”“先哲将坠之业”另辟一新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初稿》中，王氏不仅对于考证上古制度作宏观理论阐述，对于具体考证方法也有所论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最古史料(鼎彝、甲骨等)“辞之义”；(2)最古史料(鼎彝、甲骨等)“文之形”；(3)参诸情事，此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情理与古书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