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悲剧的必然性的现代分析《红楼梦》中塑造了一些形象个性怪异的人物，宝玉的放荡不羁，又惜香怜玉感情细腻；黛玉寄人篱下的忧伤又情感自闭；宝钗的才华横溢却又工于心计……这些个性人物形像寓言般的象征着人生的孤独、恐惧、痛苦、绝望，暗示着作者隐秘的人生经验。

许多文学杰作的出现，背后都有作家痛苦的人生经历。

托尔斯泰认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

”②托尔斯泰：《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作家、艺术家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此。

他们不仅对于社会、人生有敏锐的感受和领悟，而且能通过经验的内省使之强化、深化、升华，开掘出其中所蕴含的普遍的意义，并以独特的形式将其艺术地传达出来，构成完整的艺术时空，生成全新的艺术形象系统。

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艺术家用他那富于创造力的感情补足他所抓住的一刹那的不连贯，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把一些局部的现象概括起来，根据散见的特征创造一个浑然的整体，在看来是不相连续的现象之间找到活的联系和一贯性，把活生生的现实中的纷纭不同而且矛盾的方面融合而且改造在他的世界观的整体中。

”③杜勃罗留波夫：《逆来顺受的人》，《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454页。

一、痛苦的人生反思形成了《红楼梦》人物性格的悲剧新型个体性格是其超越自身悲剧的一种再现。

《红楼梦》张扬一种独立、特殊的新型个体人格。

要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些悲剧的深层内涵，则必然要探讨曹雪芹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贾宝玉的悲剧心理和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作者的心的体现。

《红楼梦》中着力刻画着一块石头，是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世间的传记。

这块顽石其实就是贾宝玉的化身，他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婚姻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惨人生，体验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这些不禁让人将贾宝玉与曹雪芹联系起来，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 2003 年 8 月 1 日版，第 24 篇我们再研读全文，全书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

前五回，以宝玉的来历为中心扼要地介绍了天上的太虚幻境和尘世的荣宁两府，《好了歌》、“护官符”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又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作家的寓意和人物的命运巧妙地隐伏其中。

这些让我们自然而然的又回到曹雪芹自身的多舛命运。

贾宝玉以“出家做和尚”作为《红楼梦》全本的大结局，笔者认为对贾宝玉这一悲剧处理岁然并非完全出自后续者主观愿望,但却是前八十四伏笔的结果，是贾宝玉这个只以“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为座标的情感世界在情节发展中水到渠成的。

这就是雪芹笔下的特殊的人物性格。

它的最大长处是真实地回到了他自己。

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儿，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

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刚一落地，嘴里就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物，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宝玉也因此而得名。

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他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对宝玉“爱如珍宝”。

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

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就是以此为起点的。

在思想意识中，曹雪芹从忠、孝、节、义等社会伦理道德的包围、羁绊中，审视他自身的情感、要求、生活理想、意志状态与审美情趣，以这些自我内在的情感、个性、意志、理想等等为内容建立起自认为轻松愉悦的精神生活，从而把那些并非属于他的社会伦理道德扬弃到一边去。

曹雪芹把个体人格推到脱离群体意识(仁、和)的自由状态时，所凭借的实际上也正是黑格尔引用康德的观点所描述的一种个体的清醒意识、个体理性反思的力量，只是披上了两件东方色彩的外衣而已，更确切地说，是作者冲破自身枷锁和命运束缚的意识的升华。

曹雪芹和贾宝玉是类同的，是相通的。

其悲剧心理和意识表现在对人生的追寻与感悟，对人世美好事物的深沉眷恋，对罪恶现实的深刻批判，对未来前途的执着追求而又深感彷徨无助。

曹雪芹在塑造悲剧的同时又赋予宝玉“种种异常”的性格内容，并通过社会普遍社会伦理要求对它的“睚眦”态度，展示出后者对前者的严重背离与尖锐抵触，从而把明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抬头的人的个体意识及个体与社会的严重分裂扩大了。

第五回说宝玉“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第三回说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于国于家无望。

”十九回说“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

”六十六回说宝玉“成天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

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谁知是外清而内浊”。

很清楚，人生的旅程似已走过了大半，从风月繁华走向穷愁潦倒的曹雪芹，为内心情感活动及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强大的“萧条之感”所困扰、笼罩、窒息，他觉得“一事无成”“一技无成”，拿不出什么足以显示自我人生价值重量的东西，向社会表明也向自我证明他的前途光明，而这种重量又要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所公认。

他已经无法在纷繁的外界中使心灵趋于安定，从而导致他的心态失横了，这时作者内心所产生的矛盾与痛苦使他无法接受现实世界的无能。

情感一旦启开了阀门，漫衍的痛苦的情感四处溢出；其中自然夹杂了连曹雪芹自己都直言不讳的“独于自身，深所忏悔”的情绪。

这种“深所忏悔”的情绪无疑是曹雪芹思想层面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它不可能形成于在曹雪芹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曹雪芹很早就开始反对自己思想空间中“不务正业”的特殊人生观念，向社会普遍化的建功立业、科举仕途的人生道路俯首称臣，后来大概便不至于落到了“茅椽蓬牖”的境地了。

即使落到了，也是其它原因导致，他个人已尽力而为，内心无憾，又怎么会“自悔”呢？所以“自悔”之情出现在雪芹思想发展的后一阶段似乎比较合理。

出现的原因自然是人生历程到了日暮途穷之际，他证明不了自我一生价值的所在；因而导致其自卑、悲伤，导致了对于社会普遍化的人生价值、实现方式、仕途道路的认可；当然，这认可是短促的、被动的、不固定的，带有较为明显的情绪波动，思想瞬息涌现的性质。

所以，“深所忏悔”的情绪是曹雪芹刚进入人生反思活动时所产生的一种十分短暂而沉重的自责心理状态。

它的出现，给雪芹个体心灵的梦魇般的压抑。

但这种心理状态也毕竟色彩灰暗，犹如夜间坟茔上羞羞怯怯、躲躲闪闪的磷火，经不住曹雪芹那处于“思想核心”位置的人生理想火焰的照射。

它不过是雪芹人生反思开始阶段思绪万端状态下的一种观念物质的反刍现象。

看起来它似乎也是雪芹的一种“痛苦”，但实质上它只具有十分肤浅的意义；它很快就被雪芹真正的痛苦情绪内容所占据了。

曹雪芹是一个仕途经济走不通的人物，他笔下孕育的贾宝玉悲剧在于他的性格,而他的的叛逆性格是天生的。

也正因为他有家族从兴旺繁华到衰败破落的经历，所以，自我就显得自相矛盾，对过去既有的荣华的一种虚幻的怀旧情调，同时对人生未来又存一种朦胧的、碎片式的憧憬——东山再起，在世人看来，更具悲哀。

第二、作者自身性格的反叛性、缺陷性反映在宝黛爱情的悲剧中曹雪芹有他独特的超越之处,他不再像传统文人那样动辄在失志得志上做文章,而是换新角度,从男权政治的反面,从年轻女性美好人格发现了理想天地。

《红楼梦》特殊主旨是通过女儿群身上体现反叛性与理想性, 而说到女儿群，则必然让人想到《红楼梦》中不可忽略的宝黛爱情。

《红楼梦》中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

其次是《红楼梦》中谱写的爱情的独特性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

《红楼梦》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否定。

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

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

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

《红楼梦》一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的。

它在指出这一家族必然走向崩溃和死亡同时，也暗示了封建统治阶级走向灭亡的必然结果。

一边是木石前盟，一边又是金玉良缘；一边是封建社会下必须追求的功名利碌，一边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由之身。

在曹雪芹先生的笔触之下为我们展现了这场无声的较量。

而贾宝玉和林黛玉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浓缩了这场较量的全部硝烟,展示了人生的悲剧。

曹雪芹生于忧裕，殁于贫困，一生坎坷不平，饱尝世态炎凉。

他有一肚子的怨气，也有一脑袋的才气，他将两者结合起来，写出一部《红楼梦》，本质上是曹雪芹反叛心理的大宣泄，也是其反叛人格的升华表现。

但曹雪芹的反叛心理的宣泄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宣泄，它不满足于获得一时的心理平衡而是在追逐一种永恒的真理思考，它不是在解嘲自我，而更多的是在解嘲整个社会。

它向人们展示，面对生活的挫折和失意，人们可以通过写作而变得坚强和永恒。

它还向人们展示，就是在人生最压抑和最丑陋的时刻当中，也会有最美丽和最可贵的事物出现。

所以，曹雪芹的反叛心理不是去简单地挑战权威，或是以表现自我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它是以最深刻而又最含蓄的写作和思考来唤起人们对人生真、善、美的追求。

在这层意义上讲，曹雪芹的反叛人格实在是他经年生活磨练的积累，也是人生智慧才能的结晶。

最为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反叛性格影射到了他的作品中，作家把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把自己观察、感受到的人生百味，化做笔下的艺术世界，于是，“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9 页。

《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

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其中最彻人心肺的悲剧。

贾宝玉，爱红，“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与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背道而驰。

贾宝玉的这种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正是曹雪芹反叛性体现之一。

正因如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

有时仅因一些小事，贾政便要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要绳索来勒死”。

这就是曹雪芹通过贾宝玉挨打所写出的对历史和人生的反思,也就是《红楼梦》思想文化内涵的反叛性和深刻性的一种体现，是超越了那个时代而达到的一种超凡脱俗的极高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