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一：国际产业转移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概述1．1 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内涵国际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和地区。
它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一个包含着国际产业贸易与国际产业投资的综合过程。
它既是对产业构成要素的国际移动的描述，也是对产业形成与演进历史的梳理。
国际产业贸易往往意味着转入国必需的某些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技术设备、原辅材料、中间产品的输入，因而对转入国产业结构发生影响。
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它有助于转入国产业成长与结构转换。
也就是说转入国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设备、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建立新的工业部门，改造传统产业部门。
国际产业投资往往意味着资本、技术等的直接输入，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也能产生与国际产业贸易相同的结果。
国际产业转移是从外在形式来看，与相关国家相关产业之间的贸易和相关国家相关产业之间的投资并无二致。
但发达国家与转入国之间的绝大部分贸易，实际上是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两国产业之间的贸易，因此，我们称它为国际产业贸易。
发达国家在转入国的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一般是伴随着资本输出的较先进技术产业的输出，或者说发达国家较高发展水平的产业向转入国较低发展水平的产业投资，因此，我们称它为国际产业投资。
当产业贸易与产业投资所引起的累积性产业成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某些产业在转入国更具有竞争优势时，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便会发生，从而引起产业转入国与产业转出国产业结构的革命性转换。
转出国之所以进行产业转移，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它们开发使用过时技术，实现最后价值增值的需要。
它们不可能通过转让高新技术来培植与自己竞争的对手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输出。
产业转出国吸收产业转移通常是谋取外来投资的外部经济效应，即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训练人员以及其它的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1．2 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转出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国际产业转移对于发达国家也有负面影响，如对国内就业水平的影响和本国产业“空心化”现象。
但从长期来看，其正效应大于负效应。
因为归根结底，它为本国的结构转换提供了绝好契机。
产业转移的条件是该产业产品不可能在本国生产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比较优势，不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这样的产业转移出去，可以为那些附加值高的新产业提供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
鉴于我国目前主要作为产业转入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我们下面着重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入国的影响。
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一）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入国的正面效应：我们对国际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作一个大致的归纳。
综合而言，它可以在下列四个方面推动转入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要素转移效应。
这有两种形式：贸易转移要素和投资转移要素。
贸易转移要素是指转入国家可以从转出国进口零部件等中间品和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
这里发生了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因而可称为所有权的要素转移。
投资转移要素，是通过转出国在转入国直接投资而带入中间产品、资本品和先进技术，因而所有权仍然属于转出国。
对于转入国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虚拟式要素转移。
第二，就业结构的变化。
通过产业贸易而建立起来的新产业，自然会吸收一定的劳动力就业，或从其它产业流入一定量的劳动力。
由于这些新产业通常是从事制成品的生产，而且通常这类新产业除了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关键工序的熟练操作工来自投资国之外，一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则由转入国的劳动力担任，从而促进转入国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第三，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转出国在产业转移中移入的产业，尽管一般不会是本国最先进的技术的产业，但其技术水平仍然高于转入国的同类产业。
在其直接投资过程中，一方面它从自身需要出发，会对转入国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另一方面，通过外资企业雇佣本国人员而获得操作技术、工艺流程、管理经验、市场营销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降低本国的学习成本曲线，促进本国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升。
第四，结构成长效应。
通过要素转移效应和技术与知识的溢出效应，或者提高本国已有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或者通过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者产生新的产业，从而有利于本国产业升级换代，加速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在以上四个效应的作用下，产业转移有可能带动转入国GDP的增加：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引起的贸易结构变化，可能会有更多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输出，使本国从出口贸易中获得更多的价值盈余；有可能带动转入国GDP的增加：另一方面，国内贸易产品生产能力的扩展以及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在国内市场上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产业转移成为经济动力的四种效应，能否转变为现实性，有赖于转入国政治环境的稳定，一个强有力的以经济发展作为实际目标的廉洁、高效的政府及其各种适宜的经济政策的配套。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入国带来的问题即使具备某些条件，并且事实上产业转移也会成为经济上的动力，仍然不排除产业转移具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或者说，单纯依赖于产业转移，转入国并不能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
第一、虚拟竞争优势。
要素转移中的固有技术级差通过产业转移，可能在转入国出现产业技术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现象，这类产业的产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销售，都有可能打上某转入国的字样，给世人造成一种该国拥有这类产业竞争优势的印象。
但实际上，由于产权和管理权，大部分或全部控制在外商手中，一般而言转入国与转出国之间的技术级差和产业级差不仅存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因此这类产业的大部分或全部，对于转入国来说，可能只是虚拟产业。
（1）技术级差。
无论是从产品周期理论的“时滞”说来分析，还是从转出国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来考察，或是从近几十年来的实际状况来看，都决定了转出国在产业转移中所移出的产业，一般不会是国内最先进的技术的产业，而且该产业的核心技术也始终掌握在转出国手里，因此移出技术的发达国家与移入技术的转入国之间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2）产业级差。
从产业转移的历史与现实来看，转入国与转出国除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国际分工方面存在的产业级差外，生产过程型分工级差和产品差别型分工级差将越来越普遍。
通常在某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者同一产品的不同层级之间，也存在劳动密集程度、资本密集程度、技术密集程度的差别。
由于技术转移固有级差的存在，同时由于转出国对转入国民族工业的挤压，双方在产业结构等级方面的差距容易固定化。
第二，收益的不均衡分配。
产业转移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转入国在产业转移中能够获得与它们的价值投入相应的价值盈余。
在技术水平、垄断性与制度结构方面，产业转出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具有更多的价值盈余来源：如由不平等交换所引起的价值盈余差额，在贸易与投资中由垄断因素引起的垄断利润，由制度结构差异和国际权力结构所引起的制度利润．加之由于转入国急于引进外资，不仅其国内地区间争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减免税让利，而且转入国之间也激烈竞争，纷纷以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最终都是增加外国投资者的资本回报率，而使转入国自己获取的直接利益甚少。
产业转出国吸收产业转移通常是谋取外来投资的外部经济效应，即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训练人员以及其它的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
但是，这些外部效应的获得，取决于移入产业的性质、双方当事人的谈判能力，以及其它各项经济政治条件。
“飞地”现象或“飞镖”效应，就是在这方面不利于转入国的典型现象。
第三，污染产业的转移与有害产业的扩散。
西方工业化是以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为代价的，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人的共识。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外部效应。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该产业赚得了利润，但给社会造成了损害。
社会成本远远大子私人成本。
转出国对这类产业一般实行限制其国内生产的政策，因此对于企业主而言，产业转移则成为在不受管制的条件下继续获取利润的途径。
结果是大批污染产业迁往转入国，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不利于该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战后的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战后以来至90代前期，国际上曾掀起四次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浪潮。
由于每次参与的国家(或地区)和传递、调整的内容不同，因而自然地形成整体范围不断扩大，并呈现多层次追赶、整体性成长的态势。
（一）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战后，作为东亚区域的隐性成员，美国在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因而首先拉开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成为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调整浪潮中的主角。
美国在率先进行的产业调整中，一方面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吸收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进行海外投资和资本、技术输出，援助和扶植日本等当时处于中等工业发展水平的国家。
而东亚区域的日本则有效地把握住了这次发展良机，大量引进来自美国为主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一方面大力发展纤维、食品等出口导向型轻纺工业，以进一步积累推动工业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植面向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如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和一部分耐用消费品工业，以适应和满足国内扩大生产所需设备的生产和居民的消费需求。
据统计，从1950年至1959年间，引进的最新外国技术达2332件，并从1955年开始扩大更新设备，而且最新设备在全部机械设备中所占比重迅速超过当时欧美发达国家。
如1955年末至1964年末，美国全部机械设备中，使用年限达10年以上占64％，其中20年以上占23％；日本同期使用年限6年以下由42．8％下降到27％，而仅仅使用3年的最新设备．从43．3％飞跃到56．2％，(o这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壮大起来。
（二）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由于前一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的产业调整和转移带动了日本的产业调整，进入60年代，日本已和美国一起，充当第二次结构调整和传递浪潮的主角，并且以后日本一直在东亚区域充当结构调整和转移的发源地，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结构调整和连锁型变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时，美、日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工业，同时重视发展部分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如电子工业、机器人和航天工业等，而把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逐渐转移到转入国。
亚洲“四小”经过50年代的进口替代，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在劳动力的素质和价格低廉上较之其他国家具有绝对比较优势。
因而抓住这一国际性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机遇，及时转向发展出口导向型轻纺工业，如纺织、服装、食品、杂货等。
由于“四小”不仅具有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而且具有优良的地理位置，因而也成为美、日转移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理想场所。
同时，“四小”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还在这一时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积极扶植发展钢铁、化工、民用机械和家电等进口替代型重化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