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访谈研究使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已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为使其研究对象积极参与，以便获得有关她们生活的信息资料的主要方式。

为何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访谈感兴趣?半结构式访谈或非结构式访谈调查方式重视参与者的自由交谈，是一种定性的信息收集方法。

它既有别于民族志调查方法---因为研究者不必长期参与被访者的生活中的活动；又有别于问卷调查或结构式访谈---因为它能捕捉到访谈中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即兴互动。

是否给予被访者详细阐明问题或讨论的机会，是区分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标志之一。

开放式的访谈研究探究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并允许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

在这个角度上，它对旨在验证假设的定量封闭式访谈研究做出了补充。

女性主义研究者Patricia Sexton在她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研究中强调了研究方法间的这种差异：不幸的是，大量关于“工作和对工作的不满”的统计数字和推论很难让我们真正理解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她们如何对待与工作有关的问题。

因此就很需要获得其个人资料：医护人员个人或群体生活写真、其真实状况的片断，其言谈观点——这些都是她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内容。

为获取这类材料，我试图获取大堆的有关其工作生活的统计数字与理论，具体方法是询问她们：你是谁？干什么工作？哪些问题困扰着你？你希望你所属的工会或妇女运动为你做什么？女性主义伦理学家Janice Raymond也偏好“提供开放式问题的半结构访谈研究”，因其“在最大限度提供了研究发现和描述”。

半结构访谈研究常以社会学家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 所开发的关于数据分析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基础，该理论以归纳法来分析数据。

开放式访谈研究得出的非标准化的信息使得研究者能充分利用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研究。

比如，心理学家Rae Andre报告，在她对29个家庭妇女和1个主持家务的男子进行的研究中，对于不同的具体问题的回答数分布在12至30之间。

这一结果的产生是来自他们的知识程度之差异，或是因为这些有酬受访者不愿意去深究那些似乎令他们感到不快的问题。

有一次，一名访问者过于沉浸于被访者的故事中以至于忘了提问题。

在其他一些时候，访问者决定打断对方，插问某个问题。

时间紧，还常常不可避免地被打断，这也是访问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访谈有时只得在被访者卧室里进行，坐在床上谈（但即使如此，访谈也还是会被打断）。

Rae Andre未因为访谈中产生的此种偏差而将得到的信息看作是低质量的；她认为这是源于现实的有价值的反应：如果原本进行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根据我们的抽样访谈推断出所有人的情况，或者是为了在个人的看法之间进行比较，这些访谈中出现不规则情形就会显示出我们方法上有问题。

而事实上，我们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记录家庭主妇和“家庭主夫”可能持有的各种观点和价值观而已，而在项目的设计中，我们就感到被访对象，访问方式和场合的多样性是有益的。

很幸运，她的助手们在报告访谈过程时没有隐瞒访谈中遇到的这些偏差情形。

对于那些行为为研究者所厌恶的研究对象，女性主义研究者们也采取了这种开放式的访谈法。

以Diana Scully的对性行为和女性的看法的研究为例。

她调查了114名因对成年妇女或二十岁以下的女孩施暴，分别被囚于弗吉尼亚的七个一级或二级监狱中的强奸犯，这些人都自愿参与这项研究。

“向他们提供的问卷长达89页，其中包括……30页开放式的问题，意在深入了解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罪行及对受害者的看法。

”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偏爱访谈方式，除了是出于那些主张定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反对实证主义批评的贡献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如下原因：访谈方式向研究者们提供了让对象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研究者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想法，观点以及对往事的回忆的途径。

就对妇女的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以这种方式去了解妇女可以矫正对几个世纪以来对妇女的种种想法的完全忽视、或一向让男人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做法。

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在这方面尽了全力，她们/他们仔细记下妇女们的话并对其进行精心分析。

比如，Mary Belenky及其同仁采用了“深访/个案研究法”来研究妇女的认知情况。

虽然她们/他们也用了一些目的在于检验先前的研究结果的（封闭式的）问题，但其余问题都是开放的。

因为较之检验我们先前的假设是否正确这一点,我们更想听听妇女会用自己的话说些什么,尤其是因为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处于弱势的被遗忘了的妇女, 很难得有学者来了解研究这部分妇女的认知学习，身份转换，以及道德观念等情况。

我们采用归纳法, 倾听妇女的心声和想法，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自己开始听到那些从未被人听到过的和想像到过的声音。

出于这一目标，研究者们遵循了以下模式：每一场访谈都以如下问题开场：“回顾往事，对你来说近几年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逐步过渡到以调查对象自己的生活足迹来提出一些关于诸如个人形象、重要关系、教育与学习、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决定、道德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个人变化和成长方面的叙述、感受到的促使变化产生的因素及阻碍成长的因素、对未来的看法，等等。

我们提问时尽量使问题范围广阔，但能被各个层次的对象所理解，我们希望所有的被访对象，包括文化程度较低的和反应较慢的女性，都能用自己的话作答而不会感到回答问题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新西兰社会学家Bev James则提出，访谈时光使用语言是不够的，“除了用语言，还应辅以非语言交流，因为＂处于较低阶层的妇女，其痛苦和不满常常不能通过语言清楚表达，而却能通过发笑等初级方式来表达。

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思想家则强调访谈对于访问者的重要性，认为半结构访谈尤其适用于女性研究者。

去询问人家怎样想怎么感觉，这是女性擅长的事，至少在当今西方社会是如此。

美国老年学家Kathy Charmaz 认为，访谈有赖于传统的“女性角色”技巧——“一种被动的、开放的、接受的、理解的方式……了解对方的感觉并作出反应，而且能谈论敏感话题而不会使对方受到惊吓”。

但是社会学家Rosanna Hertz 对于这一模式对研究过程产生的影响表示关注。

在对双方都有职业的夫妻进行的访谈报告结尾，她写道：我问他们对事情的感觉时，女方往往愿意娓娓道来，而男方往往只是简短作答或表示从未考虑过他们是怎么感受的。

不知是否因为我自己是个女人，对人们行为时的感受比较关心，导致我多多少少对女人对这些感受的表达能力强于男人这一点多少有些敏感。

访谈法也符合很多女性既要避免控制他人, 又能同他人建立起一种联系的兴趣。

这种避免对研究对象产生控制的主张体现在Hilary Graham关于使对象“积极参与”和“就其生活构建信息资料”的理念中，也体现在Robin Gregg决定允许研究对象采用假名的做法上。

以上提到的Bev James 将女性主义观点用于深访，小组讨论，以及参与观察中。

她试图既建立起与被访者间的联系而同时又避免“研究对象对研究者产生疏离”。

同样，小组讨论使研究对象能在研究项目中发挥较大的能动性，这一点符合她“开发更加平等的研究方法”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些采用深谈形式的女性主义者称其方式为“现象学的访谈”，即谈话由谈论自己生活经历的研究对象掌握主动权，几乎用不着事先准备访问题目。

Margarete Sandelowski和Christine Pollock 对妇女的不育经历进行了一番现象学方式的研究，“我们试图理解：对于自认为不能够或曾经不能够受孕怀孩子的女人而言，不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她们这项研究中“头几次访谈时，除了‘告诉我，在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怀不上孩子会有什么感觉？’这一问题以外，没有事先准备任何其他问题。

”在项目进行的第二阶段，研究者们讨论她们对前一阶段对研究对象访谈内容的理解。

第二阶段的目的在于：理清原始访谈所获信息资料，确保它们的有效性……以对前段所获资料的分析得出的主题为基础，研究者将这些主题综合之后，拿来询问被访者：看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她们自己不育的具体情况。

所得到的结果会被加以分析并包含在最终的报告里。

Christine Webb对子宫切除术后恢复健康的妇女进行的访谈研究也有效使用了这种“以妇女的经历引导”的女性主义和现象学方法，不过她还做了些补充。

她希望“描述妇女接受这种手术的经历和她们对接受这种手术的看法，并把重点放在她们想获得的有助于其接受这个过程的信息上。

”女性主义现象学访谈方式既要求被访者有语言表达能力和反应力，又要求访问者有克制和倾听的技能。

社会学家Pauline Bart和Patricia O’Brien解释说，仔细倾听能引导访问者在访谈过程中提出新的问题。

这样就能使访问者、研究本身紧跟被访者走。

他们曾调查过94名18岁及以上的女性，其中遭人强奸者43人，对方未遂者51人，用的是人口统计变量、非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问三者相结合的方法。

对这些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在新主题出现时将其与原先的问题结合起来：由于研究具有探索的性质，当出乎研究者事前预料的新话题冒出来的时候，新问题就要跟上；比如，关于乱伦，对儿童性侵犯，及女性生活中的其他暴力问题，还有关于她们是更在乎自己别被杀致残，还是更在乎自己别被强奸之类的问题。

研究者越仔细地倾听女性的声音，得到的关于强奸和反抗的资料就越多越相近，越真实。

女性主义访谈的广泛性和差异性已进行过的女性主义访谈，其主题广泛而多样，包括家务，怎样做母亲，宗教体验，暴力经历，性虐待，性骚扰，对幽闭症的感受，对堕胎和育儿方式的选择，等等。

由此，女性主义访谈的多样化是显而易见的。

访谈的具体细节也大大不同。

对于每一项访谈，访谈者都必须考虑访谈的时间长度、次数、问题的个数和序列、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还是两相结合、被访者是否有机会向访问者提问、访谈是否要标准化、以及在一些具体主体上的道德尺度。

其他实际细节的差异也很大——访谈在何处进行、由谁起决定主导、用什么方式记录（笔记、复选框、录音或录像）？是由主要研究者还是由受雇的访问员来主持访谈？该由受雇的访问员还是被访者来对资料进行分析？谈话时面对面进行还是电话进行？都该有什么人参加？是对单个人还是对一群人进行访问？在谈之前就让访问者和被访者互相认识是否合适？是否能给被访者看研究结果并对其表述加以修改？对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调查者的回答各种各样。

甚至在如何称呼访问者和被访者这个问题上都达不成一致。

访谈是否就是交谈？被访者是参与者、研究对象还是信息提供者？种种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既植根于主流研究原则，又对后者有某种抗拒。

使用“参与者”这样的非传统术语来替代“研究对象”是个信号，表明研究者是在女性主义框架中操作，而这个框架有定义和重新命名的权力。

避开标准化模式能使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而非方法——推动研究的进展，同时也鼓励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