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1月/3日/第003版国际问题《莫斯科大学学报》转载我学者文章苏联解体原因剖析编者按我国不少学者经过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历史教训的认真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原因是自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开始直到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为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
这些观点是否符合苏联解体的实际呢?最近，俄罗斯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上述结论做出反映。
2007年10月，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对我院李慎明副院长任总撰稿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教育参考片解说词做出评介，明确指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课题，严谨地分析了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得出了不少有勇气和警示性的结论。
”在国际学界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2007年第4期，登载了我院吴恩远研究员题为《苏联解体原因》的文章并加按语，表明俄学界对中国学者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研究观点的重视。
现将《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卷》按语和转载的文章刊登如下。
《苏联解体原因》吴恩远按：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中引起相当程度的震动。
《苏联解体原因》被列入国家最为重要的研究题目范围。
相当多的学术研究机构、科研人员投入了对这个题目的研究，举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会议，发表了众多对此问题不同观点的文章和著作。
绝大部分中国学者否认苏联解体是必然的这个观点。
他们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所奉行的政治方针的结果。
但到现在为止，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问题、关于苏联的内外政策、它的政治精英人物的活动、关于苏联在198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及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等看法，实际上俄罗斯学术界知之甚少。
吴恩远教授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是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学研究的专家。
他曾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担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同时还是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副)会长。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В.Г.布罗夫教授(以下为正文)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学界，特别在中国学界至今没有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
可见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及其后果仍对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
在改革时期离开了国家领导岗位后，戈尔巴乔夫承认：“本来可以用另一种速度改革党和国家联盟，应强调社会计划，强调社会福利问题，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
”他说，“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冒险家和投机家。
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一、关于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说，都肯定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
主要分歧焦点在于：是历史原因(即70年的斯大林模式)，或者是现实原因(戈尔巴乔夫等人所起作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否认现实因素在苏联解体中起主要作用的一个理由是，认为造成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素，戈尔巴乔夫接手时苏联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已难以救药”，任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体制是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救药了?俄罗斯科学院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时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就是说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必然灭亡、无可救药”的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时，从来也没有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
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论述。
他说，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色彩”。
历史“发展的加速或者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里我们仅仅从法理上看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责任。
1990年3月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
《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得十分清楚，无论谁担任苏联总统，如果他既不能“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也没有维护国家的完整，难道他还能把此责任推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二、关于苏联解体是“苏共严重脱离群众”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不能简单说“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脱离群众”。
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容易全盘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
首先，多数俄罗斯民众现在已经为当时他们对国家解体“无动于衷”的行为表示了忏悔。
据俄罗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调查表明，高达70%以上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
2001年12月10日，俄罗斯“祖国”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甚至成立了公共审判庭，欲审判导致苏联解体的罪犯。
这表明相当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导致国家解体的人的愤怒。
2004年，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在中国社科院演说中说道：“我们的人民犯了错误：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历史不能设想，但如果时间真能倒流，按照今天俄罗斯民众的说法，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其次，笼统说“苏共脱离群众”不够准确。
什么时期的苏共脱离群众?在列宁时期，如果“苏共脱离群众”，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广大群众，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失去了群众的支持(1917年7月莫斯科杜马选举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得票率达到70%，但在9月的选举中下降到18%)；在斯大林时期，如果没有苏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取得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近来出版的由阿舍斯塔科夫等著，俄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诺夫主编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写道，“30年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尽管极其困难，但广大劳动群众仍然满怀激情地工作”。
该书还特别强调，“这绝非那时报刊的虚假宣传，而是事实”：在卫国战争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的人是共产党员，11%的人是共青团员，超过300万的苏共党员牺牲在战斗中。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带动广大群众浴血奋战是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时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确有不少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苏共奉行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
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
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
戈尔巴乔夫在十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万人降至1651.61万人，减少了290万人，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
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仅有4人)。
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
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
其次，由于修改宪法，苏共丧失了执政地位。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
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苏共确实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所以，苏联解体的确是因为“苏共脱离了群众”，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90年代初表现最为明显：当时的苏共领导不仅没有克服历史上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存在的弊端，更使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
当然，更应当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三、关于“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
把“教条主义”作为导致苏共垮台的主要思想根源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苏共70年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科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的全部思想特征。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教条主义理解，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
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
苏联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了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都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
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
正如俄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
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
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