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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安乐死的合法性

浅析安乐死的合法性摘要安乐死这个话题一直以来就被社会所广泛关注,人们对于安乐死的态度渐渐的变得明朗起来。

世界各国也在为争取安乐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各国不断的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斗争,安乐死的众多支持者正在全力地和一切反对势力作斗争。

尽管道路是曲折和艰辛的,但人们追求平等死亡权利的势头却很是强劲。

本文以此为背景来重点阐述安乐死的合法性。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性立法构想意义引言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

他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安乐死思想并非只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渊源久远的人生哲学思想。

古希腊流传有“安乐术”之说,我国敦煌壁画中有“自行诣家”的内容。

古人将自愿放弃生命视为一种自然人生哲学,是人的自然行为,乃“死者之幸事,亲者之善事”。

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并有所发展。

于是“安乐死”这个话题被社会广泛关注,并且对于它的合法与否问题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众说纷纭。

随着人权意识的不断加强,要求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也就此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和斗争。

一、安乐死合法性概述(一)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是70年代以来国内外医学界、哲学界和伦理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1],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

又称怜杀[2]。

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的去世;二是无痛苦致死术,为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再采取人工地方法延长其死亡的过程,或者,为知之剧烈的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加速死亡的药物。

当前,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大多是狭义的。

在我国,通说认为,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生命垂危的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二)各国对安乐死的认定目前,世界上有日本、美国俄勒冈州、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哥伦比亚、荷兰等国家及地区对安乐死持肯定的态度。

世界上也有部分代表国家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例如,南非、加拿大、美国科罗拉多州、英国。

我国自1994年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

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

但一旦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

在我国,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下的自卫杀人。

但是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且默许这种行为。

[1]参见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48.[2]怜杀是美国刑法界对安乐死的别称,参见储怀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32.二、安乐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一)安乐死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各国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不尽相同,安乐死的合法性有其特殊的现实理论依据,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从民法的角度看,应该允许身患绝症的病人安乐死任何自然人都享有生命权,这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对于生命权中是不是包含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存在不同的意见。

反对者认为,生命权是自然人以其生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或者认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自卫权和请求权,但是都认为不存在对生命利益的自主支配权。

而赞成者则认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尽管这种生命利益的支配权是适度的,适当的,但是它毕竟也是支配权,因此生命权是有限的支配权。

我们则赞成后者。

对于身患绝症并且处于晚期而极度痛苦的病人而言,安乐死是其生命自主权的体现。

所谓自主权,是指决定者得以做出关乎自己生命的重大决定的权利。

洛克认为:“人有决定其行动和处理财产和人身的天然权利,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休谟也认为,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人类也可以缩短生命。

换言之,生与死都是人的权利。

生命自主权除了意味着可以在濒临死亡且意识清晰之时做出申请安乐死的决定之外,还意味着自然人可以在身体尚健康之时,为了以后可能会出现的身患绝症且又面临极度痛苦时,授权其家属作出是否为其实施安乐死的决定。

所谓生命权,不仅指肉体方面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与肉体不可分离的精神方面的权利。

因此,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当他的精神已经无法承受活着的感受时,如果我们硬生生的剥夺了他们选择死亡的权利,那么这种煎熬比病魔的折磨更加痛苦。

因此基于民法生命权的角度,我们认为,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1]。

2、从人的尊严的角度看,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人的尊严在于对动物式盲目生活的超越,在于能自觉地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由、创造价值,树立主体意识,确立人格思想。

每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都是面临[1]]陈亚平. “安乐死”的法哲学思考——基于选择权的角度分析[J]. 法制与经济, 2008,8: 15-17 .精神的巨大挑战,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无价值。

他们更不愿意看到和接受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的治疗,他们的人格尊严在不断的急剧下降,他们的生命乐趣也将变得荡然无存,只会留下一个毫无安全保障的生命躯体。

在社会中,“安乐死”成了“个人尊严”和“生命自由”的标签,代表着普通人的意识,这种群体在长久的状态中逐渐转向认可社会所赋予的这种标签所形成的道德规范——生命的物价质感,选择安乐死的认同感。

严重的病情本身就是他们怀疑生活意义的充分理由,病人选择安乐死,有效的维护了一种无价的价值。

安乐死不是一种茫然的行为,而是一个关乎道德,有充分理由的他灭性行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安乐死是人的隐私权的一种。

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尊严使人有选择的自由,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

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其独特的道德伦理基础和精神渊源。

所以,将安乐死纳入立法轨道既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体现人的尊严的。

3、从天赋人权的角度看,安乐死应该合法化自西方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发现了人的权利是来自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作为人所固有的,所以人的权利也是人生来就应该具有的,即“天赋人权”。

从天赋人权的角度看,当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时,死亡就成为了他们天赋的权利。

他们有权借助医生的医术让自己无痛苦的死去,社会也有道义和责任给予关怀。

安乐死的实行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向死去的人,而不是为了活着的人。

一个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为什么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治愈的病人就没有选择结束生命过程的权利呢?这不公平。

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基于这种考虑,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本质上也就在于维护人权。

如果我们强制生命垂危并且丧失生活意念的病人继续活下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在这个到处呼吁主张人权的国度里,是否存在真正的人权呢?由此观之,按照天赋人权的观点,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二)安乐死合法性的实践基础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众多,无论是国家,集体和个人都不富裕,医务人员,医疗设备等同人口数量相比,则更是有限。

努力解决看病难,住院难这两大问题一直是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

如果对于身患绝症而又无存活意念的病患实施安乐死,严格意义上讲,不仅可以使国家和集体以及个人节省大量的经济支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医生和医疗设施投入到更为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从而可以及时的救助更多的患者。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存在了一些对安乐死立法的有利条件,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从民众心理因素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安乐死”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不陌生,而且越发的演变为人类在生命弥留之际结束自己生命活动的最重要的权利。

人们越来越觉得选择安乐死是人的生命支配权的体现,是人维护尊严的手段,更是体现人权的重要标志。

而中国现有的法律却没有把安乐死的合法化纳入立法的行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安乐死还是被禁止的活动。

因此,用法律来规范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意愿,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顺应时代潮流的。

2、从医疗设备等物质基础方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医疗设备还不能完全达到与人口一一对应的标准。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仍不能完全走出就医的困境。

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医疗设施还很不完备,甚至说是极度短缺。

在此特殊的大环境下提倡安乐死,不仅可以妥善地解除病患的痛苦,而且还可以使我国的医疗技术以及设备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救助更多的病患。

3、从国际立法趋势方面安乐死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日趋高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在1996年7月1日就把安乐死合法化了,该部法律也相应的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部允许自愿安乐死的法律。

继而荷兰也于2002年4月1日使安乐死法律正式生效,从这一天起,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当然,荷兰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只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典型地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为安乐死立法做着最大的努力。

因而,这种较好的“国际大气候”为我国安乐死立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依据。

三、安乐死合法性的立法构想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当代社会。

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紧紧围绕着生命价值,个人尊严,人权保障登来看待问题。

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设施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

从伦理上讲,绝对禁止或者全面开放安乐死这两种做法均不可取。

因而,从立法的意义上讲,我们要严格规范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实施方法以及实行程序。

并且明确规定出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一)适用对象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只能是患各种不治之症的病人。

从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我们把它规定为: 1、癌症晚期,病痛难以忍受的临终病人。

2、严重畸形或者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

对其适用安乐死主要意义在于优化民族人口结构,减轻国家负担,维护集体利益。

3、“脑死亡”病人。

根据新的医学理论,认为确定生命结束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大脑机能停止活动。

脑死亡的病人大脑机能已经完全停止了活动,医院对其治疗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应该把脑死亡列入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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