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内容提要：关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向来有无数种观点。

一般认为鸦片战争不是简单的一、两种直接因素所导致的，而是不同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合力推动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尤其是在中英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曾经相安无事将近70年之久，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都无法可以说是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唯一因素。

而且就战后英方所做出的反应来说，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有预谋的，但爆发的原因又不单单是英国或中国中的一方所能预见到的。

一.中英贸易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爆发的诱因是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平衡被中国政府打破，英国贩卖至中国的主要盈利商品鸦片被强制销毁，从而导致英国商人在华的利益受损，促使当时的鸦片商人逃回伦敦，并要求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

最后在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的上，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对华战争的议案，鸦片战争开始。

显而易见，中英贸易的平衡被打破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动因，也是英方唯一能摆在台面上的战争发动理由，那么在战争之前中英贸易又处于何种状态呢？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英方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由工业革命致使产量大肆扩张的棉毛纺织品。

但这由于中国发达的自然经济，棉毛纺织品在中国的销量并不如英国商人预料中的那般美好。

相较于英方的纺织品，中国方面出口的茶叶、生丝、棉花、蔗糖、大黄在英国市场上具有良好的销路。

尤其是茶叶，英国方面乃至整个欧洲都曾对这一商品迷恋不已，甚至在18到19世纪成了中西往来的一大重要商品。

而销售到欧洲的茶叶，又以英国为最，可以说中国茶叶的最大出口国就是英国，英国人对于茶叶的依赖已经上升到日常必须品的地位，最后到达了中英贸易中其他商品都无足轻重的地步。

而且在当时中国茶叶的竞争力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日本虽也种植茶叶，但其国家仍处于较中国更为严格的闭关锁国之中。

而印度的土壤虽适于茶叶的种植，英国人却还未如后来般开设茶园。

所以在鸦片战争前的时间段内中国商品对英国无疑拥有着巨大的优势。

这种优势使得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存在着中国对英国巨大的出超。

这一点是英国商人无法接受的，于是英国商人利用其特有的优势对中国输入鸦片，以此来挽回其白银外流的状况。

这里我们需要额外提一下鸦片，中国人在英国输入鸦片之前，并不是对于鸦片一无所知，相反中国民间在很早就有认识和应用鸦片的原材料罂粟的记载，郭橐驼《种树书》中提到“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

”雍陶《西归斜谷》诗谓：“马前初见米囊花。

”“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名。

郭橐驼是长安人，雍陶是成都人。

可知唐朝时，陕西、四川已种罂粟。

另外宋时将罂粟当作补品。

可见苏辙《种田苗》诗：“罂粟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煮为佛粥，老人气衰，调肺养胃…..”宋代乃至后代的医书中都有提到，鸦片以及鸦片的制作方法。

可以看到鸦片在中国古代一直扮演着药物、营养品、观赏品的角色。

而真正成为一种瘾品，是始于南洋土着居民发明将鸦片与烟草混合的吸食方法，此后以荷兰人为媒介，传入台湾，再由台湾传入中国沿海的厦门等地。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之前，由葡萄牙商人垄断。

而在此之后，英国商人开始成为向中国贩卖鸦片的主力，一开始中国视鸦片为药品，与其他货物一样经行商之手，收取关税，公开买卖。

后来在认识到鸦片对于吸食者身心的危害后，最早是在嘉庆五年，中国开始禁止鸦片的正常贸易。

英国商人为应对这种态势，贿赂澳门政府，在澳门囤积烟土，再由货船驶入黄埔，在船上进行鸦片的走私贸易。

这也标志着鸦片贸易由公开买卖走向走私交易，开启了中国政府与鸦片商人之间长达40年的对抗。

在这40年的对抗中，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东印度公司开始时不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但对船员或公司内的职员、散商携带鸦片的行为暗中支持。

1781年公司开始正式进行鸦片贸易，将孟加拉生产的鸦片卖往中国，并由东印度公司垄断。

后来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没有了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商人和中国官员中间充当缓冲作用，反而造成英国散商与中国广州十三行的直接冲突，造成后来中英关系恶化，进一步发生战争的后果。

清朝政府虽然严禁鸦片的贸易，却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嘉庆五年到十六年（1800年到1811年）年平均4016箱。

嘉庆十六年到道光元年（1811年到1821年）鸦片的年平均进口增长到了4490箱。

道光元年以后，禁烟措施更加严厉，但英国商人又通过快船走私，或是通过武装护卫来经营鸦片贸易，加上当地民众建立“窑口”销售使鸦片贸易虽明令禁止，暗地里却逐年扩大。

正是在鸦片的输入之下，中英原本的贸易出超变为了贸易入超，茶叶、生丝、大黄的贸易盈利都不足以弥补鸦片贸易日渐扩大的差额，到道光七年（1827年），中英贸易的入超已达千万元以上了，至战前一年，即道光十九年（1839年）入华鸦片数已达40200箱。

鸦片的走私使社会上的风气极端恶化，对于吸食者的身心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清政府为防止鸦片吸食人群的扩大化，决定终止鸦片贸易，并在广州命令林则徐收缴英商鸦片并销毁。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虽站在毫无质疑的道德制高点上，但这一举动直接损害了英国商人的利益。

英国在华领事义律表面上接受林则徐的要求，表示不在向中国贩卖鸦片，一方面为获取英国政府支持，策划了林维喜事件等，蓄意挑起中英战争。

可以说，中英之间的贸易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鸦片和茶叶分别给输出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又由于鸦片的商品性比之茶叶更强，而最终导致中英贸易的不平衡。

中国的自然经济又缺乏将贸易重新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的能力，故此只能申诉于强制性手段，最终导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

二.中英双方以及中英双方各自内部的信息不对等中英双方的贸易固然是重要的因素，是导致战争的直接因素，然而我们发现双方在事件发生初期其实都不愿意诉诸武力。

最终致使事件导向战争深渊的是双方以及双方内部的信息不对等。

也就是说，不仅中国人不了解英国人的状况，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状况，连他们各自的内部也充斥着以下瞒上和信息混乱的情况。

1.中英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首先是中方对英方的信息不对等，这已经到达了近乎无知的地步，毫不夸张的说当时清政府的满朝文武没有一个知道与天朝上国通商的“英吉利”究竟处于哪个具体位置。

对于英方的印象大概是来自西边小小岛国之上的土着蛮夷，甚至在琦善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用“夷性犬羊”来形容英人，对于英国的名词往往加上“口”字边旁以显示区分。

不论是英国的政治状况还是经济水平，军事力量都是混沌一片。

这不难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收到地理的影响极大，中华文明的感知始终在东亚一带徘徊。

尽管历朝历代都与外来的文化有过交流，中华文明始终是以自身作为主导的，外来的文化需先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才能被中华文明所接受并吸纳为自身的一部分。

大统一帝国长时期统治在中国的土地上，加上在这一区域内中华文化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周围的其他国家，促使中国人养成了“天朝上国”的观念，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所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使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更使这种固有观念不可打破。

天朝、藩属国、化外蛮夷这三层关系牢牢的锁死了中国平等对外交往的可能，儒家的传统观念又深入每一位中国君主的内心，以农为本的世代经营理念使中国从骨子里轻视商业，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对蛮夷的赏赐，一种“怀柔远人”的工具。

这就造成了中国不可能关注英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先进之处，整个朝廷上下只有林则徐在赴广东任钦差大臣时做过一些功课。

林拥有四名翻译，为他翻译英文书籍，他本人也通过这些资料判读英国与中国的形势，这些数字如人口、土地面积、军队数量，使林则徐产生了一种天朝上国在军事实力上可以碾压英国的直观感受。

错误的解读往往更加可怕，林则徐以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眼光试图理解英国，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想法。

林则徐在阅读资料后认为，在华的英国商人无法左右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不可能使英国出兵。

这些英国商人不过是与印度或是孟加拉的总督串通一气，借来几艘兵舰来讹诈中国，然后将对华的鸦片贸易中利润分予英属印度官员一部分。

英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于英王无关，况且英国注重贸易，也不会因为这起冲突，放弃与中国的茶叶贸易。

即使退一万步来讲，英国决定向中国开战，人数较少的英国需要跨越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远征中国，清军必可以逸待劳。

另外只有在战争中切断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大黄贸易供应，嗜食肉食的英国蛮夷必会因为消化不良而纷纷暴毙，这样清军自可不战而胜。

这一系列的想法判断均在林则徐对道光皇帝的奏折上有所反应。

这一系列的失误判断，使林则徐并没有预料到战争的到来，没有意识到中英间的差距，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上来看，林则徐做出的判断又是身处于该位的官员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判断。

反观英方，1793年的马嘎尔尼访华和1826年的亚美士德访华使英国对中国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句“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凸显出了马嘎尔尼对中国的预见，让我们看到英国人判断的准确性。

但即使是迈入工业时代的英国人也无法消弭文化带来的差异，看到事情的本质。

他们一直认为即便有所不同，与自己进行贸易交涉的还是广州的官员，英国人认为在摆脱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后，自己与中国的贸易之前已经没有任何阻碍。

他们不明白，站在他们面前的中国官员不过是远在北京城中那个皇帝的木偶，他们的诉求也会以被曲解过的语言等待的那个皇帝的裁决。

到后来正式开战之后，英国人从海洋文明的角度思考，认为只要封锁了广州，中国的经济将陷于瘫痪，就能逼迫清政府就烦。

他们又何曾想到中国的农业经济根本就不依赖出口。

连英国外相巴麦尊的公文信件也将收信人指定为中国宰相，中国自从明朝以后就没有了宰相。

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将真实的状况埋藏于毫无意义的误判中，我们能从各式各样的文件中，看出双方的领袖在一开始并无进行战争的意图。

这当然也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等，道光皇帝因为刚平定内地的叛乱，国库空虚，希望不要妄开“边衅”，加上一封经清朝官员修改加工措辞委婉的照会，让他认为西夷只不过是想要“伸冤”。

而英国人则透明的多，英国政府虽在一开始也不支持义律的鸦片贸易活动，但再得知本国在中国的利益受损后，英国政府在1840年4月7日召开议会，并在下议院以271对262票通过对华战争的议案。

当然英国舰队早在1939年就从英国出发，这却又是英国政府根据1939年6月形式主动判断战争走向的行为。

2.中英双方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说中英两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是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那么中英双方内部出现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清政府在政治上的严酷僵化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清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官员做出的决定是需要向皇帝禀告的，钦差大臣拥有一定的便宜行事权，但总体来说还是听命于皇帝的。

广州与北京的路程大约是两个月（林则徐从北京到广州是从1月6日启程，3月10日到达），所以关于鸦片战争之前的种种贸易纷争冲突，往往很难将信息及时的送到皇帝的手中，往往皇帝在收到信息时所做出的决定，早已于目前的形势毫无关系。